陈企霞没有想到,因为一篇小说,他会被拘禁277天。
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所谓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54年1月,《长江文艺》转载了这篇作品。中共中南局文联负责人于黑丁对此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文艺报》分工阅读中南刊物的编辑侯敏泽,在编辑部汇报会上谈了自己对小说和于黑丁文章的看法,认为小说有明显缺点,而于黑丁文章对小说有过火捧场,是“拔苗助长”。副主编陈企霞同意侯敏泽的看法,要侯敏泽拟出写作提纲,形成文章后,在编辑部内部进行了传阅,再经他亲自修改,以“李琮”的名义发表了出来。
几乎是紧随其后,《人民日报》在1月26日全文转载了李准的小说,并在编者按中说:小说的人物描写真实、生动,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谁也没有想到,如此一来,《人民日报》肯定推崇的小说,竟然受到了《文艺报》的否定。
更令陈企霞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是有来头的。最高层看到了李准的小说,比较欣赏,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这一点陈企霞始终是不知道的,但负责领导文艺的周扬知道。
为此,周扬召集作协党组会议,讨论《文艺报》刊登李琮文章的问题,认为是在跟《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在周扬发言时,陈企霞不时插话,打断并顶撞他。比如,周扬说: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这是纪律性问题。陈企霞当即反驳说:过去并无此种规定。顶得周扬无话可说,只好答复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此前,《文艺报》发表评论,是比较无所顾忌的,对于像文协主席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也会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又何况地方文联的主席呢。
但接下来的顶撞,陈企霞就犯了大忌了。周扬说:《人民日报》转载李准小说并加按语,《文艺报》却说这篇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唱对台戏?陈企霞闻听,当即插话,提醒周扬注意,《文艺报》李琮文章的发稿时间,要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陈企霞问道:“这恐怕并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如此反问终于让周扬大为愤怒,当即拍了桌子,不准陈企霞发言,并质问《文艺报》在通报中发表读者来信,“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这不是“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又是什么?
这样的指责已经上纲上线到很有点尖锐了。
会议后,周扬决定写篇文章来反击《文艺报》,指定由康濯撰稿,即《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写出后,经过周扬、林默涵等人修改,发表在1954年第7期的《文艺报》上。
这篇文章在《文艺报》发表时,主编冯雪峰专门写了按语,承认《文艺报》对小说的看法不对。
陈企霞对此并不认同,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陈企霞的固执己见,为自己换来的只是一场无情打击。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改组《文艺报》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职务。
其实,还在开始讨论李琮的文章时,陈企霞就已经被剥夺了工作,实际上处于一种“失业状态”。对于性格刚强的陈企霞来说,被这样对待,是很难令他接受的。还在刚刚进城那会儿,因为一点小事,他与周扬发生冲突,周扬斥责他说:“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他当即回击:“你这算什么领导!”以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没人敢这样对他讲话,唯独陈企霞敢。然而这种脾气,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陈企霞仍然拒不认错。为了替自己辩白,他给上面写了一封匿名信。
1955年春,作协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封信。公安部方面初步判定,写信人来自作协内部。刘白羽把信交给副秘书长张僖处理,张僖就带领手下工作人员开始查对笔迹。但找了很长时间,发现与作协任何一位工作人员的笔迹都不相符。尽管如此,作协和公安部仍然判定,匿名信就出自作协内部人员之手,而且写信人就是陈企霞。
这封信确实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一直不承认。
到了7月底,当作协认定匿名信是陈企霞所为时,立刻将他从安徽梅山召回进行调查。在8月初的一次对陈企霞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此前已经发生过田间私藏枪支的“自杀未遂事件”,现在冯雪峰揭发陈企霞也有枪支,大家顿时感觉事态严重,于是指派张僖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作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到陈企霞家,是由康濯和张僖陪同一起去的。
接下来就发生了陈企霞突遭拘禁,家中被搜查的事情。
这一天是1955年8月19日,星期五。虽然是工作日,但那天陈企霞全家却都在家。孩子们正放暑假,妻子郑重因为小女儿陈幼京尚未满月,在休产假。至于陈企霞本人,连日来一直不停地开会,这天刚好是个空隙,他给自己的安排是洗一个澡。
下午,他正在卫生间洗澡,此时家中进来一个人。来人叫康濯,原来是丁玲领导的文讲所的副秘书长,不久前刚进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一共五名成员,分别是刘白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作协秘书长)、张僖(作协副秘书长)、阮章竞(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及康濯,组长刘白羽。
康濯和陈企霞是老同事,过去经常上门谈工作或是聊天。但今天的康濯却表情严肃,陈家孩子当时正在听收音机,一见他那副模样,赶紧关了收音机,躲到隔壁房间去了。郑重上前招呼,也看出对方态度冷淡,于是提高声音,告诉正在洗澡的陈企霞:康濯来了!不明就里的陈企霞,还如往常一样随口答道:“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
过了一会儿,陈企霞从卫生间出来,脚踩拖鞋,身上穿着睡衣睡裤。“我去换下衣服。”他对康濯说。尽管很熟,这样相见也并不合适。但康濯拦住他,说不用了,请他到门外说几句话,陈企霞也没多想,就穿着拖鞋和睡衣,随同康濯走了出去,并随手把门关上。
很快,门外就传来了陈企霞激动的喊声:“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我要向上级控告你们……”但随即声音就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直至消失。又过了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郑重开门一看,是康濯一个人站在门外。他进门后,把郑重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几个孩子看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郑重去给丈夫取衣服,康濯则开始搜查陈企霞的抽屉。康濯走后,郑重对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康濯返回来是搜查手枪和子弹,但一无所获。他走后,作协的人事科长又上门来找了一次,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是郑重在家中另一个地方找了出来,共计手枪一把、子弹六发、持枪证一份。她把这些东西包好后,吩咐大儿子送到楼下的作协人事室。
陈企霞被带走后,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何处。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守人员来陈家通知给陈企霞准备早饭,一家人才知道陈企霞就关押在作协大院里。当时的作协,既是机关,也有宿舍,陈企霞一家就住在大院里。饭做好后,大儿子陈恭怀给父亲送饭,才发现平常到处乱钻的大院里,竟然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陈企霞从此失去了自由,在拘禁状态下度过了277天。直到1956年5月22日,中国作协宣布解除隔离审查,陈企霞才恢复了自由。
拘禁期间,副秘书长张僖曾对陈企霞妻子说:“被捕前是为了匿名信问题,逮捕后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拘禁陈企霞的真正目的,是要震撼、动摇、击溃丁玲。陈企霞被关后,外面对丁玲的斗争随即进入高潮。文讲所方面,原本是丁玲下属的康濯,积极参与了对丁玲的斗争;假如陈企霞在长期的拘禁之中耐受不住,也反戈一击,揭发丁玲,那就是这场斗争的很大胜利。
但陈企霞拒不合作。他不但把强加于他的指控否定得一干二净,也拒绝揭露丁玲。他甚至转而指控作协领导对他搞“逼供信”。因为查不出匿名信的任何线索,陈企霞又矢口否认,外调也找不到他的历史问题,再关就毫无道理,于是作协只好不了了之,将他放回家中。
整理:袁斌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24/n139148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