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就已经杀害难以十万计数的中国人民；其中，以“长春围困战”最为惨烈。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回顾，中共当时如何围困长春、活活饿死大量老百姓的黑暗历史。

中共的围城部署

中共在1948年发起的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部分。

作家杜斌在《长春饿殍战》一书中讲，中共军队围困长春，实际上早在1947年11月4日就开始了。当时虽然没有把长春城围死，但切断了小丰满水电站通往长春城的电，炸掉了煤矿；百姓也弄不到木柴，到冬天，冻死、自杀的人很多。

1948年6月5日，中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下达围困长春的规定，具体措施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在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入长春。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从此，中共围困长春的“饿殍战术”——“粮禁入、人禁出”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林彪的报告

1948年9月9日，林彪在发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来的。经纠正后，又发生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难民，甚至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长春守将郑洞国的回忆

长春守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

“大约在八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退不回，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段克文的回忆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在《战俘回忆录》中说，有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哨兵回答：“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地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据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市民因辗转在哨卡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断，俨似人间地狱”，“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大公报》报导和龙应台的采访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记者张高峰的长篇通讯稿《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作者写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状态……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疬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亲自到长春采访了一名当年参加围城的中共老兵。这名老兵回忆说：“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根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日本学者远藤誉的记载

日本学者远藤誉，婚前姓大久保，1941年出生在长春，7岁时亲历围城，哥哥和弟弟都被活活饿死。1984年，远藤在日本出版《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回顾了长春围城的苦难。她写道：

1948年9月20日，她父亲领着最后留在长春的约90名日本人步行抵达“卡子”——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区域。一行人穿过腐尸、干尸遍地的难民地带，摸黑找到一块尸体较少的地方睡下，次日醒来发现睡在尸骨上，身边就有伸出地面的死人手臂。一望无际的尸体和难民，近处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

中科院院士、光学专家王大珩，曾在“饿殍之战”几年后到过长春。那里依然状况凄惨，给王大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录《我的半个世纪》中写道：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

作家张正隆的记载和《新文化报》报导

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中记载：“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新文化报》刊登了一篇报导——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发现大量骨骸。报导说：“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4天，怎么也有几千具！”

长春围困究竟饿死了多少百姓？

中共的数字是12万至15万；中华民国政府的数字是60万至65万；日本学者远藤推测是30至35万人。

历时10年写成《长春饿殍战》的杜斌认为，饿死人数约37万至46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一书讲，数值在10万至65万之间。

我们保守地取中间值，至少30万人被活活饿死。

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中写道：“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一座城市，因战争而活活饿死这么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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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30/n139183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