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懋蘅是重庆忠县人，属于书香世家，父亲民国时当过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陈懋蘅是重庆忠县人，属于书香世家，父亲民国时当过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

陈懋蘅的父母做主，很早就将她许配给该县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

陶奎朝阳大学毕业，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他们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陈懋蘅在重庆读书的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东西，多次写信给她说，你的婚事不能办：明明已经解放了，还去嫁给一个地主做啥子。陈懋蘅父亲坚决履行婚约，说君子不能悔言。陈懋蘅是个孝顺女，就听从父亲的话，嫁到天堑乡陶家，那年她23岁。

新婚之初，陈懋蘅的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亲家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但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土改开始了。土改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忽然之间，情况就变了。

陈懋蘅回忆说，“我公公陶华轩兄弟四个，包括陶奎这一辈的兄弟好几个，都被划为地主。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产都是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土改分地主的财产，开始人们不大相信，怎么能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分呢？后来看确是如此，很多人就积极起来了。民兵们拥到我们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被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你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悄悄带进城，藏在大姐家，民兵追进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东西，全拿走了。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坟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会斗地主。一说开会，陈懋蘅就害怕。她刚到陶家，与人没有什么仇怨，积极分子们拿完她的东西就了事，没有斗争她，她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惨了。他们把她公公吊起来打，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她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她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

“造孽呀！我们全都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国时期天堑乡的乡长，也挨了不少斗。我二嫂更惨，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陈懋蘅说。

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人叫陶文斗，不做农活，在外面要饭混日子。土改工作组说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给他分胜利果实。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分钱不花就会忽然得到这么多财产，一下就来了精神，成了最积极的民兵，天天提着棍子在村里走来走去打人。这个人后来培养成干部，送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在天堑公社当武装部长。

陈懋蘅说，“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那个大崖洞是一个大岩腔，现在还是老样子。后来我从那里过都怕，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太吓人了。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这个女人长得高高长长，挨的打多哟，说不完。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积极分子还发明一种叫 “舞转转”的刑罚，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还不放过她，过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还是个闺女没过门，你猜民兵们怎么整她？他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这个女儿活着出来，后来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杀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陈懋蘅的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她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后来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天天吊打。已经快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她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几天后才去收尸，他们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他们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比刀绞还痛。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这是个什么年头？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经常挨斗，不久死去。1961年，陶奎饿死，我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土改时我23岁，现在我已经80了，将近60年来，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说起伤心。” 陈懋蘅最后说。

整理：袁斌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2/5/n139231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