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渊源，可追溯到102年前。1921年，当时的俄罗斯共产党（后改名为苏联共产党）掌控下的共产国际，为了俄共的利益，派代表到上海，策划成立了一个必须听命于俄共的党——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个党魁。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中共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党魁。

至1927年，作为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中共领导的“大革命”以大失败而告终。中共党魁陈独秀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

1927年至1930年，共产国际一再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但都被陈独秀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陈独秀五次拒绝去莫斯科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令称，中国革命遭到失败，其原因在于“中共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并要求“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据此，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从此，陈独秀被停职。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被陈独秀拒绝。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领导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总批判。

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当时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会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到陈独秀家里，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也被陈独秀拒绝。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各主要省份的代表都出席了，陈独秀仍被排除在外。会议期间，瞿秋白再次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去莫斯科，再次被陈独秀拒绝。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前，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参加会议，又被陈独秀拒绝。

1930年2月8日，中共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给他。电文说：“决定予你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共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意前来参加。陈独秀第五次拒绝去莫斯科。

陈独秀为何五次拒绝去莫斯科？

第一，不满莫斯科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头上。

“大革命”失败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认为，错的都是中共，都是陈独秀，对的都是苏共，都是斯大林。

关于这一点，任建树所着的《陈独秀大传》讲得很清楚：“关于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不负责的问题，斯大林说得最绝：中国革命在广州时期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完全是正确的’，到了武汉时期，‘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谁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有错误，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了中共中央，而连任中央五届书记的陈独秀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共档案显示：1923年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因为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操控下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指导”中共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莫斯科代表的严密监督下，由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在斯大林。

第二，不满莫斯科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不反躬自省，而是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托洛斯基主义者”、“反革命”、“新工贼”、“叛变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陈独秀头上。

对于这些诬陷不实之词，陈独秀不接受。他曾经讲：“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陈独秀还讲：“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

第三，不满莫斯科根本听不进他的不同意见。

从中共建党之日起，对于来自莫斯科的一些指示，陈独秀多次表达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

比如：他曾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建议，但反对无效；他曾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次次没能成功。

他曾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从不同我们协商，好像中国不存在共产党”。对此，共产国际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责令中共中央必须跟鲍罗廷协调好自己的工作。

第四，不满莫斯科以非法的手段排除他。

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跑到长沙，在麻园岭俄国领事馆召集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等开会，要求他们签字赞成“打倒陈独秀”，被易礼容拒绝。因不同意签名打倒陈独秀，当年11月，易礼容被免职。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前，有人提出应通知陈独秀参加，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口回绝。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不到半数，不足法定人数；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剥夺了陈独秀的申辩权。因此，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不合法的。

第五，反对“武装保卫苏联”。

192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鉴于苏联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国家社会、反对中国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是，苏联不干，跟中华民国断交、并发生武装冲突。最后，苏军获胜，不仅保有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还趁机出兵占领了中国的黑辖子岛。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一再声明：废除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停留在口头上。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甚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29年7月28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后，他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执行的左倾盲动路线。

共产国际认为，陈独秀反共产国际、反党、叛变等。1929年11月15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第六，可能担心到莫斯科之后性命难保。

对1930年2月共产国际要求他去莫斯科讨论开除他党籍的问题，他在《答国际的信》中说：“你们却把托洛斯基（苏共内部的反对派人物）放逐到苏联以外……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从上述表态中可见，陈独秀可能预感到，他去莫斯科可能没有好果子吃，甚至可能有去无回。

结语

中共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俄罗斯共产党，为了颠覆中国的合法政权，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卫苏联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党。

如果将俄共（后来的苏共）比喻为“老子党”，中共就是“儿子党”。“儿子”必须听“老子”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从1921年至1927年，俄共（苏共）操控中共，在中国宣扬共产主义，到处开展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甚至公开发动武装暴动，危害社会稳定，损害中华民族利益。

作为中共党魁，陈独秀虽曾有过抗争，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屈从。结果，大革命失败后，苏共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让他当替罪羊。

所幸，陈独秀还有一点传统中国文人的风骨，在饱受打击之后，对苏共的强权与霸道有清醒的认识，五次拒绝去莫斯科。否则，很可能性命难保。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24/n139572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