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1日，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等500人联署，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这封信在海内外引发反响，却很快被中共封杀了。

信中说了什么？中共为什么怕更多人知道？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

中共急禁的公开信 说了什么？

这封信一开头就直言不讳，批评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其中写道：

1982年《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真实状况，信中说：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锐和周小舟都曾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两人都是中共省部级高官。

信中继续写道：“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说）：‘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信中还讲：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 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信中特别谈到：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

公开信提出哪些要求？

在说明全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言论自由后，公开信提出了要求。

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

“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具体要求有八点：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导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导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国家机密和公民隐私外，网管不能随意删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采，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媒体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领导人听不到不同声音，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错误。

七、允许已回归中国的港澳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中国已加入WTO，经济上已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既定方针的。

八、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监督党政机关；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

这些2010年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只能是一声叹息了。

当时500名联署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发起人包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原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庄浦明等23人。

参与联署的老作家铁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总结说，公开信的参与者有三大特点：（1）最大年龄97岁、最小22岁，跨越70多年；这七代人都需要并主张言论自由；（2）有很多媒体的老记者、老主任，还有很多作家，新闻人占了60%；（3）90%都是共产党员。

为什么会有这封公开信？

直接起因是：谢朝平因出版《大迁徙》一书被非法抓捕。

《大迁徙》是作者在历时三年采访的基础上写成的，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三门峡水库移民的诸多问题，涉及当地一些官员的贪腐行为。

谢朝平曾是《检察日报》下属的《方圆》杂志社记者。据原《检察日报》工作人员杨涛讲，最初《大迁徙》的选题，是经杂志社讨论决定的，然后，派谢朝平前往三门峡采访。

采访完成后，《方圆》杂志正准备发表文章《655次举报前后》，但是消息走漏，被三门峡库区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的宣传部知晓。渭南市委宣传部长来到杂志社“公关”，杂志社顶不住压力，初稿就此“夭折”，没有见诸报端。

2010年5月，谢朝平自费出版《大迁徙》。

2010年8月19日，渭南市警方突然闯入谢朝平在北京的家中，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将他抓走。

此事激怒了一批有良知的老干部、老作家、老记者。在他们的强烈呼吁下，渭南市警方不得不放人。

2010年9月25日，40多位老中青新闻人在北京一家餐厅，为谢朝平举行“脱险归来”餐叙会。会上，大家都感到记者、作家的人身安全是个大问题，保障言论自由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一些人提议，写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尽快出台《新闻法》。

参加餐叙会的老作家铁流说：“我们这辈子吃了说假话的亏，也上了假话的当。我们在过去时踌蹰过、悲伤过、流过泪。但现在想起来，如果在‘反右斗争’中，大家都能扛住，就没有这么多灾难。没有真相就没有国家、没有真相就没有民族、没有真相就没有幸福。”

公开信发表后的结果如何？

然而，联署者殷切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中共政府正面的回应。

他们等到六个结果：

第一，公开信立即被全网封杀。

第二，201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

文章声称，呼吁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人，“是企图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中共当政至今，还没有出台《新闻法》。

第四，中国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中共的声音：中共说白的是黑的，就逼迫大家跟着说；反之亦然。凡是中共不喜欢的言论，一律封杀。

“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5月3日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在18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75位，倒数第5名，属“极差”之列。

第五，《炎黄春秋》杂志社被中共当局派人强行接管，报刊民营化的路被堵死。

第六，相当多的中国人因言获罪。“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12月14日发布报告说，中国是全世界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而其他非记者身份的中国人，因讲真话被非法监禁的，难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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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3/17/n139526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