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军队进驻北平前，蒋介石有一个“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希望当时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学者能够去台湾，其中就有时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但他没有去。

盛振为还拒绝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请他担任教育部长或司法部长的提议，婉拒了要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任命。当时，他还接到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他去任教的公函，接到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请他到联合国任职的邀请，但他都拒绝了。他说：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离开中国的，我有自己的祖国。

中华民国时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

盛振为1900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牧师。1921年，盛振为毕业于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士在苏州创立的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1924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受家庭和学校影响，盛振为在东吴大学读书期间，接受教会洗礼，皈依上帝，成为基督徒。之后，到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发源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师从当时世界最著名的证据法学家、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威格摩尔，1927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兼证据法学教授。盛振为是东吴大学法学院首任华人教务长，也是东吴大学法学院任职最长的教务长，直到1940年，共14年。之后，任东吴大学代校长，兼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直到1950年被撤职。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完备形态——国民政府“六法体系”建设。盛振为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法律教育家之一。盛振为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工作23年，为法学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中华民族真正英雄的幕后英雄

民国法学界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说。“南东吴”就是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它是当时中国唯一系统讲授英美法课程的法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教授团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岗位，却有相仿的资历，他们都在世界顶级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都师承过法律专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自1915年建校以来，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等。

1946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华民国派出17名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其中10人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包括首席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等。他们个个都受过系统的比较法教育，个个都是英美法专家。他们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任务，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崇高荣誉，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这些检察官、法官都是盛振为院长亲自选派的，他们或是盛振为聘请的教授，或是盛振为的学生。如果说，这些中国代表是运用法律武器降伏战争犯罪的民族英雄，那么，盛振为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东京大审判的幕后英雄。

深刻洞见“法之真谛”的学者

晚年的时候，盛振为曾跟女儿盛芸谈过“法之真谛”。他说：“我要你记住：什么是法？法就是权利。法也是一种保护手段，它保护公民可以做法律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公民做了法律禁止的事，那么，他就不能再有自由，法律由此起到了防止个人危害他人或社会的作用。”“法律对国家本身尤为重要。因为宪法和法治是人类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智慧，它具有普适性，同时也存在不可逆性。它是普天下人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也是任何民族要崛起、要跻身于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

盛振为特别谈到了法与创世主的关系。他说：“至于创世主，你称之为‘神’也好，‘天帝’也好，或者干脆称之为‘Creator’好了，总之是有的，这一点你也要记住。”“其实现代法律和创世主Creator，以及记录创世主神迹的《圣经》并不矛盾。”《圣经》中记载了神所倡导的公义、公平和公正。《圣经》借先知的口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他问女儿：“你知道公义、公正和公平在英文中如何表达？”盛芸回答：“justice”。盛振为接着说：“justice除了解释为公义、公正和公平外，还可以解释为法律制裁。在英国可指高等法院法官，在美国则指最高法院法官。现在你找到了法学和Creator之间的契合点了吗？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碑文上刻道：‘主宰我们的不是人类，而是上帝和法律’，也就是这个意思。”

中共绞肉机下的“反革命”

然而，这位具有高度法律素养、对东京大审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法学家，这位中国证据法学的第一人，这位聘一流学者、办一流法学院的法律教育家，这位在中共夺取政权前本可远走高飞、飞黄腾达，却执意留在祖国，期望为祖国的法学教育作出新贡献的法学家，到了“无法无天”的中共当政后，却遭了灭顶之灾。

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上海，包括盛振为在内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工，暂时留在原工作岗位。中共建政初期，盛振为作为“旧法统人员”率先受到冲击，1950年被撤销法学院院长职务。1951年4月27日，盛振为突然被逮捕，罪名竟然是：抗战时期把东吴大学迁至重庆，投靠国民党；向国民党当局提供过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的角色。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大学里开设证据法课程的教授，盛振为在提审时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当时他率领部分东吴大学师生去重庆办学，是为了抗战才选择了抗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当时中共不是也派出了董必武、邓颖超等参加重庆的参政会，与蒋介石联合抗日吗？既然中共能与蒋合作抗日，我为什么不能把学校迁到重庆支持蒋抗日呢？

至于所谓出卖进步学生，更是无从谈起。我没有发表过反共言论，没有给警察开过黑名单，出卖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更没有杀过共产党人，这是冤案。即使有人告我，也是诬告。然而，他的辩护词却激怒了审讯者。审讯者根本不相信什么证据不证据，他只相信党，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你不老老实实认罪，就是态度不好。态度不好，就是罪上加罪。最后，中共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加上“顽固不化”、“抗拒从严”，重判盛振为有期徒刑10年。

跟一批高校校长被关在提篮桥监狱

关于盛振为的监狱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只有她女儿盛芸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两个细节：一个是下盲棋打发无聊时光，一个是背诗共度生命难关。

盛振为回忆说：“我坐在提篮桥（监狱）时，就借与难友（与他同时被捕的高校校长们）下盲棋来打发时光。”“在那里，我们被关在一起的‘难友’还比赛背诵古文诗词，今天若背唐诗，则你背李白的、我背杜甫的、他背白居易的，到了明天背宋词，则你背苏轼的、我背陆游的、他背辛弃疾的，再到后天背英国诗，则你背拜伦的、我背雪莱的、他背司各脱的，总之，一人一首轮流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由此可见，当时被关在监狱的高级知识分子还真不少。他说：“我人虽坐在‘提篮桥’阴暗的牢房里，心里却亮堂堂的”，因为没做亏心事。

暗夜里仍有一束温暖的光

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在盛振为被捕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曾偕同数位教授一起到盛家，探望、安慰盛振为的夫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一定是搞错了，盛先生是一名学者、一位教育家，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杨兆龙还向盛家承诺：只要他在位一天，就会照例将盛振为的薪水按月送到盛家。后来东吴大学法学院被撤销后，杨兆龙还与几位东吴大学的同仁，拿出自己的私蓄资助盛家。

老母亲出面求情获释

盛振为的母亲做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老师。为了儿子的事情，她不得不提笔向时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求援。所幸，宋庆龄还念了一点旧情，在她的干预下，盛振为于1957年4月27日被提前释放。

1958年下半年，上海市公安局告知：台湾的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不适合继续留居上海，必须疏散出去。盛振为夫妇不得不迁居苏州。“文革”开始后，盛振为一度被关进“牛棚”，受到隔离审查，中共规定他不准离开苏州。正是由于这个混账规定，当他慈爱的老母亲在上海病逝前后，他不仅不能在病塌前伺候，甚至在母亲去世时也不能到上海奔丧。

结语

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华民国时代最好的法学院之一，聚集了中国一流的英美法系专家、学者。中共当政后，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冷战。在法学教育方面，全面废止英美法系教育，改学苏联共产党的那一套，曾留学英美、从事英美法系教育的专家、学者，都受到排挤、打压、迫害。许多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东吴大学法学院有三任院长：第一任院长吴经熊早就移居海外，没有受到迫害。第二任院长盛振为，被判刑10年。第三任院长杨兆龙，反右运动时，被打成“极右派”；1963年，被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关押8年后，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加上“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杀。

中华民国时代建立的法学教育体系全部被摧毁。至今，中共当政71年，建立的是“党天下”，党高于法，权大于法。中共的大学没有也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国际顶尖的法学家。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2/n127061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