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汪篯，在北大朗润园十公寓的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年仅50岁。

汪篯是“文革”爆发后，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今天，我们根据北大校友、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资料，和大家说说汪篯教授的故事。

陈寅恪的得意门生

汪篯，1916年生于江苏扬州，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当年清华300多名新生中，他的入学成绩总分名列第二，而且数学独得满分100分。1939年，汪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师从陈寅恪，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

1947年，汪篯辗转回到北平，请求做陈寅恪的助手。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沟通，北大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寅恪的助手。在两年多的岁月里，汪篯吃住都在陈家，协助陈寅恪完成了著名的《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的学问有多高？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评价是：“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又是如何评价汪篯的呢？1948年5月17日，他在写给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信中说：

“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

能得到陈寅恪如此高评价的人，可见不是一般的才子，而是可能成大家的栋梁之才了。

被逐出师门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汪篯受时代大潮挟裹，跟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寄予希望。

1950年2月，汪篯加入中共；1951年冬到1953年底，他在中央马列学院二部学习两年，由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1953年，中共中央所属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由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得知这个消息后，深受陈寅恪赏识的汪篯，以为自己一定能把老师请来。于是，他自告奋勇地跟有关领导提出，由他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

1953年11月21日，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满怀信心地前往广州，并像往常一样，住进了陈家里。当晚，他说明来意，劝说陈寅恪接受委任。汪篯特别谈到，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寅恪一听到这就火了，立即把他痛斥了一番，谈话不欢而散。

第一次谈话后，陈寅恪就不再见汪篯了。后来陈寅恪夫人说：“您不见他不行，他是中央派来的，总得给个回话。”这么一劝，陈寅恪才在汪篯临走前与他再谈了一次。

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向汪篯口述了他《对科学院的答复》。他说：“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任职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毛公指的是毛泽东，刘公指的是刘少奇。

对于陈寅恪所提条件，中共肯定不会答应，他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而汪篯此去广州，不仅没能请来陈寅恪，而且从此以后，不再被陈寅恪认作是学生。

残存陈氏治史态度

汪篯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他的历史研究。但是，他毕竟师从陈寅恪，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陈寅恪倡导的治学方法。

1964年前，他招了几届隋唐史研究生。他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必须练好基本功。他很反对有些人典章制度没有弄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没有搞清楚，就写文章。在历史事实的考据上，他要求青年好好向前辈学习。他撰写的一些隋唐史论文，考订扎实，逻辑缜密，颇得陈寅恪真传。

汪篯还接受出版社委托，审阅了不少文稿。他对沈起炜著《隋唐史话》不仅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而且核对了所有材料。对《辞海》隋唐职官部分的条目，他也根据《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逐条进行研究，全部改写一遍。对《魏徵传》的译文和注释稿也遵照中华书局的要求，按时完成了审阅，并为再版的《魏徵传》撰写《魏徵年表》。

汪篯本来还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关于均田制、唐太宗、武则天的研究，以及完成中华书局委托的《贞观政要注释》和《唐六典校注》的审校工作。可惜，这些都没能完成。

一瓶“敌敌畏”

中共建政后发动的政治运动一场接一连，包括所谓第一次“史学革命”、第二次“史学革命”，让汪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

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中共高度简化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都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都被否定。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汪篯因为反对浮夸学风受到批判。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也倍受摧残，体重从原来的150多斤一下子减到不足100斤。

1966年“文革”爆发后，汪篯无端被牵连，日子更难过。

在中共最高层，首先被打倒的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中的“陆”是中宣部长陆定一。

之前，陆定一策划出版《魏徵传》。魏徵何许人也？唐太宗时大名鼎鼎的谏议大夫，专门跟皇上提意见，曾犯颜直谏唐太宗两百多次。公元643年，魏徵病死，唐太宗很难过，流着泪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陆定一策划出版《魏徵传》，被认为意在提倡魏徵敢于向皇帝讲真话、敢于向皇帝直言相谏的精神。他被打倒后，参与审阅《魏徵传》的汪篯被认定是“同党”，北京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就是他。

那是1966年6月初，当时，汪篯身体已经很不好，在家卧床休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竟然跑到他家门口，在房门上贴了深揭猛批他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第二天，学生们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散落在地下。

这可了不得了，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指责汪篯仇视“文革”，故意搞破坏，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领导那里。工作组领导命令汪篯必须当面向学生认错，并回去把地上的大字报贴好、复原，重新贴到他家的大门口。

汪篯不得不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

6月10日晚，汪篯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一咕噜，全喝下去了。不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在家中嚎叫，以头撞墙。邻居听到凄惨可怕的叫喊声，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家门，外人无法进入。

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汪篯已经气绝身亡。

汪篯死后，被中共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汪篯之死，开了“文革”中北大教授（教师）自杀的先例。后来自杀的还有：西语系教授俞大絪、哲学系教授沈乃章、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等。

据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北大至少71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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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26/n139822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