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亚圣孟子曾有言：“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意思是统治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来残害百姓，最终导致百姓彼此相食。 这样的惨剧就曾在几十年前发生过。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饿死至少4千万人的大饥荒，这样的惨祸在古今中外和平时期都是极为罕见的。而这场大饥荒却是人为制造的，惨祸的祸首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事实是，就在大饥荒发生前一年，中共发动了旨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

那么，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体制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二是毛泽东的责任。“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只是为了赶上英国，结果失败，也是他结束的。饿死那么多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收到很多报告，还派秘书下去调查，但他不怕死人。”“（中共）二、三、四……号人物也都有责任。但是到1960年大规模死人后，刘少奇开始怀疑了。到1961年刘开始在党内说‘人祸’”。“文革打倒刘少奇与大饥荒有直接关系。不了解大跃进就不能理解文革。”

而更加骇人的是，在这场大饥荒中，许多人为了生存下去，而选择了吃人肉，甚至自家人相残。此时，什么人伦纲常都已荡然无存。也许，这会让今天的我们难以想像和接受，但我们只能在心中哀叹，哀叹在中共治下，中国人活得如此悲惨、可怜。

聊这段历史，真的让人内心十分沉重，因为每一段真实的回忆都让人窒息，但为了将中共的恶行一一曝光在天下，我们又不得不将这段让人窒息的历史还原给大家。

2011年9月28日，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首席记者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报道《跃进过后是饥荒──川东三年“灾害”纪实》。韩福东在四川东部达州市找到了几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人，请他们讲述目睹的历史。

接受采访的70多岁的朱全森老人在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地出现的几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时，颇感悲伤。他后来参与了《达州市志》的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他对记者说，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一场人祸。他说，1959年到1961年，当地连续三年旱灾，但其实栽秧期间稻田里是有水的，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川东地区的村民对韩福东则说，提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起“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和后来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大力推行，让农民离开土地去大搞工业。这所谓的“三面红旗”还剥夺了农民的自留地，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也在全国风行。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

中共安徽省亳县政府办公室前副主任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

在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

仅列举文中若干例子中的两例。一例来自于当地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的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另一例讲的是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却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据说，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死亡（引起中毒后腹泻）；另一些人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因为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后吃等。

一位叫周舆的网友则在《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网文中，也记述了母亲描述的“人吃人”的情况。她的母亲如此说道：“咱那有一个邻居，是蔡加轩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时候，她正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你们村（我父亲所在的村-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个本家大娘以及你干爸的母亲，也都吃过死人肉。吃过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看人的时候都直直地盯着。”那时的信阳是“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三年大饥荒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记载了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人吃人事件在四川、甘肃、青海、西藏、陕西、宁夏、河北、辽宁皆有耳闻，几乎遍及全国。

剧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大饥荒年代》记载：“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中国大饥荒，1958-1962》引用的中共官方档案中有吃人记载，如在四川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桥头区，老妇人罗文秀是第一个开始吃人肉的人。在家人一家七口全部死去后，罗文秀把三岁女童马发慧的尸体挖出来。她把小女孩儿的肉割下来，用辣椒调味，然后蒸熟吃掉。另一份1961年1月27日的文件，讲述了一个四川母亲用毛巾勒死了自己五岁大的儿子，“吃了四顿”。调查者王德明写道，“这样令人震惊的可怕事件远非只有这一起。”

老毛的秘书李锐在《大饥荒亲历记》中提到作家王立新19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中国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大饥荒。他曾在1969年去老家安徽插队，听当地农民讲，饿死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吃过人肉。农民告诉他说：“我们当然不吃我们自己的孩子，吃的是邻村的孩子，我们跟人家交换。”

究竟当时活下来的和死去的有多少人选择了吃人肉，迄今仍是个谜，因为毕竟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这违背伦理道德之事。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件事是：自相残杀的百姓即便活了下来，余生心里会安宁吗？笔者曾听一位安徽经历过大饥荒的亲戚说，当地活下来的人都不愿谈及吃人的经历。这说明，他们的内心也未必不知道这是一件违背道德伦理之事。

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是谁让老百姓陷入如此恐怖的境地，让他们余生难安，中共才是一个“吃人”的邪党，而这样的惨况在当下中共反复确保粮食安全、多次提及粮食危机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呢？要确保这样的惨剧不会发生，中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抛弃这个邪恶的政党。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6/21/n140205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