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文革”被公开枪决的第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遇难第二天，中共公安找到他的妻子说：“你要交2角钱，这是处决他的子弹费！”

之后，没人敢去为陆洪恩收殓。在多年后补办的追悼会上，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泣不成声，抱着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一截指挥棒。

陆洪恩为什么遭此厄运？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这段尘封的故事。

打油诗埋祸根

陆洪恩1919年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少时入读法国人开办的徐汇公学，1937年考进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进入上海交响乐团。

据他的表妻舅江涛在回忆文《指挥家陆洪恩的一生》中说，陆洪恩性格直爽开朗，从不隐讳自己的真实观点，加上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这样的性格，在中共统治下显得太缺乏“政治头脑”，“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就留下了一些“辫子”。

194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说的是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制作过程中，陆洪恩和乐团的另一位作曲家、指挥家黄贻钧都参加了影片的配音工作，以黄贻钧为主。

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受到各界广泛好评，全国文艺界还出现了一股“武训热”。谁料到那年5月，毛泽东突然开始批判《武训传》，给影片扣上“改良主义”“狂热宣传封建文化”等帽子。除了影片被禁止上映，导演、演员等40多名剧组人员都倍受打击，主要参与配音的黄贻钧也大受批判。

陆洪恩十分懊恼，他写了一首宜用上海话念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结果，这首打油诗给陆洪恩埋下祸根，后来被官方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专业建议成罪证

1957年反右整风至1963年间，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

陆洪恩提出：“乐团每天5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

本是想提高乐团的演奏水平和效率，但陆洪恩的建议后来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2年，上海交响乐团学习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陆洪恩直言：“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这些符合事实逻辑的话，后来又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反革命”的1598号

1964年，陆洪恩被确诊患轻度精神分裂症，他仍然可以工作，只要坚持治疗就能康复。但1965年11月和1966年5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事情开始朝坏的方向发展。

在交响乐团的一次小组学习讨论会上，陆洪恩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1966年5月28日，乐团继续讨论《评“三家村”》。去参加会议前，陆洪恩的妻儿叮嘱他不要再发言，陆洪恩答应了。

谁知当天会议刚开始，就有人批判他是“修正主义”。陆洪恩大概精神受到了刺激，他大声反驳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

大家都惊呆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瞬间，一群人七手八脚，一拥而上。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扭送到公安局。

在被拘留一年后，陆洪恩转为被逮捕，在看守所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1598。

1967年1月，48岁的陆洪恩在监狱里结识了19岁的政治犯刘文忠。当年，刘文忠因帮助哥哥刘文辉复写反对“文革”的信件而被捕。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一位音乐家成为忘年知己。

刘文忠后来在回忆录《风雨人生路》中描述：“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被逼交代攻击江青“革命样板戏”的罪行。

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这番话又招致一顿毒打。

刘文忠写道：“造反派们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晚饭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两年的囚禁、毒打、侮辱，年富力强的陆洪恩很快变成了衰弱老翁：他身体瘦削佝偻，头发变白脱落，脸色枯黄，目光浑浊。

痛骂文革“不自由，毋宁死”

选择生死的这一天到了。

据《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记录，1968年4月20日，陆洪恩同监房的14个在押人员被叫到训导室坐在地上。桌子后面坐着训导员、审讯员和另一个上面派来的人。

训导员数落陆洪恩说：“公然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恶狠狠地问：“1598，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个态！”

短暂的沉默过后，陆洪恩突然打起了精神，他大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接着说：“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陆洪恩的这番演讲，让三个审讯人员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等回过神，有人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你死到临头了！”

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公判大会。

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镜头中，一位被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被推到了人们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年仅49岁的陆洪恩吗？

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和其他几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随即被押赴刑场处决。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在《陆洪恩之死》一文说，“这不是一个‘判决’的程序，而是要公众接受这个‘判决’以及其中包涵的信号的方式。一万人参加这个‘公判大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判决有参与决定权，而是去表示拥护这个判决，去接受这种残酷的‘专政’。”

1979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多方再三申诉，陆洪恩冤案终于平反，他儿子陆于为也才得以回到上海。

同年9月26日，陆于为捧着仅仅存有一截指挥棒的骨灰盒，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他泪流满面，眼前浮现的是13年前的情景：1966年5月28日，早晨的天空浮动着阴霾，正在读初三的他轻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陆洪恩轻抚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陆于为目送父亲缓缓步出家门，而这一去，竟是永别。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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