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泽东给中国和中华民族留下了三样东西：“中国共产党”，中共邪党文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毛泽东留下的这三样东西的历史本质已经逐渐展示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中共，乃是一个披着政党外皮的人类社会最大邪教组织；中共邪党文化，是毒蚀人类生命和思想的文式洗脑迷魂药；“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一个披着国家外皮的全球最邪恶政权。从历史到今天，没有任何人拥有毛泽东和这三者更为紧密的历史关系。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共邪教组织在大陆的篡权阴谋得逞；没有毛泽东，便没有中共邪党文化的形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邪恶政权的建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严谨的态度对毛泽东盖棺定论是解体中共这个邪教组织，清除中共邪党文化和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邪恶政权的前提和基础。而认清毛泽东的深重罪恶则是人们正确解答为什么必须解体中共邪教组织，为什么必须清除中共邪党文化和为什么必须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邪恶政权这三大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

由于纠合中共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邪恶政权，人们常常喜好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角度去评判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即便是毛泽东的很多敌手，也常常折服于毛泽东的惊人才能。更有甚者，将毛泽东视为“天才”，认为毛泽东既是政治“天才”，又是军事“天才”，还有认为毛泽东是文化“天才”的。这个时候，在人们心目中，道德和仁义俨然已经一文不值，只剩下了毛泽东的熏天权势和残酷暴政。

就人而论，有才无德是毒品。毛泽东公开承认自己“无法无天”，损德到了极点；如此，毛泽东的“天才”越大，它祸害人间的毒性就越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痛苦就越巨大。如果非要说到毛泽东的“天才”的话，那么，毛泽东“天才”的真正用武之地其实只有三处：编造荒谬绝伦而又伪善至极的“共产主义”谎言欺骗大陆民众；鼓吹纠合各色暴力，极端严密而又肆无忌惮的行凶作恶；挖空心思煽动仇恨，近乎疯狂的制造变态斗争。

注定要遗臭万年的毛泽东，罪恶大过无数魔鬼，却仍然还在被人公开的加以顶礼膜拜，霸占着众多的人间神牌神位，这本身就是为天理所不容的。现在，该是让毛泽东跪下的时候了，这是善恶必报的天理所致，谁也无法逃脱，毛泽东也不例外。

本文之所以要画出毛泽东罪跪万年之像，并不是想以史喻今，而是要借史明今，只有让人们看清历史的真相，人们才能更深刻的看清现今的真相，才能看到通向光明未来道路的真正之所在。

作恶已太久
出门碰块天
善恶必有报
好坏自分明

一、出生

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投胎出生在东方大清王朝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农民家中，生父毛贻昌，生母文七妹。当时，可能谁也无法想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孩跟万里之外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会有什么联系。当然人们更是想不到，这个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小男婴，竟然会在四十二年之后成为横行中华大地的“共产主义”魔教东方教皇。

“共产主义”，又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首要教义；说共产党是邪教，或者说是魔教，《九评共产党》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这里做另外一番别有趣味的考证。

共产党一般把马克思看成自己的始祖，可是，在马克思之前，早就出现过“共产主义者”，只不过共产党把这些古代“共产主义者”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加了“空想”一词作为修饰，共产党认为他们跟“实干”的马克思差别很大。在历史上，为共产党推崇的最早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他著作有《乌托邦》一书，被认为是开“空想共产主义”之先河。上面说到的趣味考证就是针对的这位托马斯‧莫尔。

在汉语中文中，常常把谐音作为一种高明的修辞方法。这位开“空想共产主义”先河的托马斯‧莫尔，单从其名字的中文翻译上就很有一点玄趣。它名为“托马斯”，姓为“莫尔”。“托”者，托举也；“马”者，马克思也；“斯”者，恩格斯也。所谓“托马斯”者，即将要托举马克思，恩格斯之人也。而其姓“莫尔”，谐音意味更深。“莫”者，谐“魔”；“尔”，可谐“儿”，或可谐“耳”。“莫尔”者，即“魔尔”，“魔儿”，“魔耳”也，直说此乃魔尔（耳），或云此乃一魔儿（“儿”字可为北京儿化音，也可为“儿子”之意）。托马斯‧莫尔，中文谐音意即托举马克思，恩格斯的魔。说白了，托马斯‧莫尔就是在历史上为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开路的先期魔使，是马克思它们的开路魔仆。无独有二，当年毛泽东在东方祸乱中华之时，曾经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角色同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角色差不多，而周恩来和恩格斯两人名称中都有一个“恩”字；对于秦始皇，则有一个李斯和恩格斯相配，名称中都有一“斯”字。“恩格斯”，“格”谐“革”，“斯”谐“死”，恩格斯，意为“恩革死”，要将恩“革命”革死，整个一恩将仇报。而把周恩来和李斯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恩来斯”，意为“恩来死”，恩来了，要让恩死；恩不来，恩去了，也要死，即“恩去死”，反正左右都是不干好事，而要恩将仇报。

共产党带着一股大邪气产于天地之间，附身于人类社会之中，但是它反天反地反人，恩将仇报正是对它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共产党的这一邪恶特征，偶尔也会从其教皇魁首的名称中有所点滴折射。

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乌托邦”，翻译过来是“不存在的地方”，“美好的地方”的意思；同时，在中文中，“乌”者，黑也，“乌托邦”，意即黑暗势力托举之邦国，一个既不存在，又被号是很“美好”，又是为黑暗势力所托举的地方，邦国，初一看，无法理解，不可理喻。不过，现在来看看中共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就能明白“乌托邦”那三重看似矛盾，实精微的内涵所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其实其“社会主义国家”内涵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中共又反复宣称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美好”百倍，万倍；可是现实中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又完全是被黑暗势力所托举支撑在那里才没有轰然崩溃垮台的……不存在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为黑暗势力所托举维系，这正是对“乌托邦”三重内涵的真实写照啊！刚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位“委员长”名为吴邦国，“吴”谐“无”，也谐“乌”，意即“无邦国”，不存在的邦国，或“乌邦国”，乌黑的邦国，炭黑炭黑的邦国，“乌托邦”也。

以上是用东方文明中的汉语谐音法来对西方文明中产生的“共产主义”开山鼻祖托马斯‧莫尔及其著作《乌托邦》所做的诠释。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趣味诠释方式。借用大清王朝中期大文豪曹雪芹巨著《红楼梦》中一副对联也可以非常巧妙的诠释“乌托邦”之含义，那是“太虚幻境”大石牌坊上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何尝不是对现实世界中的“乌托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真实写照啊！？

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生在大约五百年之前的欧洲，托马斯‧莫尔写成《乌托邦》之后约三百年，马克思投胎，以恩格斯为主要帮手，公元一八四八年写《共产党宣言》，公元一八七一年煽动社会流氓发起暴动，搞出仅仅维持了两个月的“巴黎公社”，成为“共产主义”魔教第一代教皇。其后，恩格斯接任“共产主义”魔教皇大位，这时，“共产主义”魔教一度势衰，恩格斯眼见“共产主义”在欧洲篡夺权力无望，遂将目光投向东方。据说恩格斯在晚年曾经关注沙皇俄国。

恩格斯死于公元一八九三年，当年毛泽东出生在东方。正是此时，俄国（谐音“恶果”或“恶国”）正在崛起一位新的“共产主义”魔教大教皇——列宁（谐音“裂宁”，意为撕裂宁静），他首先成功篡夺了恶果恶国，建立了苏联（谐音“速殓”，意为快快埋葬），传位于斯大林（谐音“死大临”，意为死神大降临）。正是这个斯大林，一手扶持毛泽东登上了“共产主义”魔教东方教皇的大位。

在湖南方言中，有个“冇”字（念mǎo），写法上是“有”字的“月”旁里面没有两横，是“没有”的意思，正好和“毛”谐音。于是，毛泽东，谐“冇泽东”，意即没有恩泽东方。但是“毛泽东”三个字，咋一看，好像有“毛毛小雨润泽东方”的意思，好像意境还非常好。在一定的中文语境之下，“毛”又是个脏字。看来，这个“毛泽东”，已经尽得“乌托邦”之三昧真味。

流氓邪教共产党
东方不败毛泽东
地狱魔王马克思
天灭中共大送终

二、求学

人们都说“三岁看老”，讲的是看一人三岁时的行为特征，可以看到这个人长大之后直到年老之时的作为。当然，对一般的人来说，这确实有点玄。咱们这里不弄得这么玄，说是去看毛泽东三岁时的行为特征，这里看看毛泽东的求学年代的作为如何就可以了。

从公元一九零二年开始，毛泽东要入学“读书”了，公元一九零二年到公元一九零九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所私塾读书，接受的是儒家文化传统教育。公元一九一零年秋，毛泽东考入湖南省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此间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公元一九一一年春，毛泽东跑到长沙，通过考试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丢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上了列兵，半年后退出。公元一九一二年，毛泽东先是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了半年书，后又退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大量阅读中外各类书籍。公元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公元一九一四年秋，毛泽东被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济昌等激进派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狂热追捧者，崇拜陈独秀和胡适。公元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伙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朋党纠结成立“新民学会”。六月，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毛泽东入学之后，在七年时间内，公元一九一零之前，除去中间停学务农的两年时间，毛泽东念了五年书，却整整换了六所私塾。个中原因，不外乎毛泽东的不服管教，它的不尊师道，由此可见一斑。正所谓“朽木不可雕也”！虽然毛泽东脑瓜智力不凡，念书也可算小有成绩。不过，私塾课堂上学的是圣贤之书，他却偏要在课堂上偷偷大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这些教书先生眼中的闲书，杂书，且尤其喜好读《水浒传》，崇拜绿林好汉。

有句话：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盖因“三国”讲计谋，计谋用得太老到了，便变成了奸诈；“水浒”专门描绘明火打劫的土匪强盗，土匪强盗逻辑入了年少之人内心，此人可就比之别者更有可能身伙绿林，做强盗，行抢劫。

公元一九一零年，毛泽东走出韶山，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近百年来最动荡不安的年代，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思想浊流已经狂风起浪，终于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引发“辛亥革命”，推倒了大清王朝在中国南方的统治。而正是这一年的春，毛泽东到了长沙，十月份“辛亥革命党人”在湖南一起事，毛泽东就立刻退学当了新军列兵。毛泽东的始祖毛太华在明朝开国年间曾随军远征云南，立有军功；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曾经在湘军中当过几年兵。毛泽东血脉中带有当兵打仗的天然遗传因素，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社会中暴动事起之时断然退学当兵的激烈举动了。此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

从公元一九一四年到公元一九一八年，毛泽东正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念书。国内，袁世凯称帝，通过《二十一条》向日本卖国，“革命党人”发起“护法”和“护国”战争，直到袁世凯退位死亡，期间中国社会上生出无数争端是非；而此时的欧洲，更是在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结果是参战双方两败俱伤，在大战后期催生出一个“十月革命”，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教皇列宁终于带领他的“布尔甚维克党”篡夺了沙皇俄国的统治大权。这就意味着：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已经有条件透过横跨欧亚两洲的赤共俄国直接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祸害中华了。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幽灵”的逼近和侵袭，中国国内出了两大民贼内奸，早已对“共产主义幽灵”恭候多时了，它们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三、造党

一九一七年，列宁利用“十月革命”篡夺了俄国统治大权之后，俄国的正统力量在西欧各国的援助下，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发起了大规模围剿征讨，列宁以残酷无情的铁血手腕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挨死一博，大约在公元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期间，终于在血流成河的沙俄疆土上站稳了脚跟。刚刚得到喘息机会的俄国“共产主义”邪恶政权，迫切需要在周围制造一批国际盟友，把“共产邪恶主义”与正统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战争前线推到俄国之外。自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备受欺凌，羸弱不堪的中华古国成为赤共俄国的首选目标。

此时的中国，继帝制和共和之争之后，又发生了东、西两大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的激烈冲撞，西方文明思想被包装成“科学”和“民主”，对东方文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将中国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统统斥之为“愚昧”和“专制”，叫嚣要加以全盘的打倒和摧毁。这就是公元一九一六年开始由陈独秀领头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实质。

到公元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被西欧强国公然藐视，中国民众对数十年来侵略欺凌中国的西欧列强积累下来的强烈不满和深刻仇恨以激烈的街头示威活动大规模发泄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五四运动”的由来。在这样一种社会局势下，中国的两大“共产主义幽灵”内应奸贼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加紧活动，想要充分利用“五四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剧烈震动局面，将“共产主义幽灵”乘机引入中国。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列宁的俄国赤共和中国的李大钊、陈独秀于是里应外合，以“第三国际”为媒介，由列宁的俄国赤共提供方案和经费，由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进行秘密活动，具体操纵执行“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造党方案，经过三年的谋划和筹备，终于在公元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完成“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造党活动，制造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和李大钊，陈独秀会面，在他们的带动下，逐步参与进去了“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邪恶造党计划和罪恶活动，作为整个造党计划在湖南秘密推行的全权负责人，操控了在中国湖南部分造党活动的全过程。以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活动轨迹。

公元一九一八年八月，为了送一批湖南人去法国所谓的“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为了解决生活来源问题，经过其准岳父杨济昌的介绍，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同时，在李大钊的熏染下，开始了解俄国列宁赤共“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公元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在送一批“勤工俭学”者去法国之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五月，开始对“五四运动”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纠合朋党组结“湖南学生联合会”，打着“反帝爱国”的旗号煽动湖南学生罢课示威。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长沙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炮制传印《湘江评论》，从七月到八月，亲自捉刀，连续炮制《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刊印在《湘江评论》上大肆鼓噪。十月五日，毛泽东生母文七妹病逝，毛泽东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八日，在其母灵前杜撰成《祭母文》。十二月，为了驱逐刚刚查封《湘江评论》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四处游说，蛊惑社会各界。在京期间，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等“共产邪恶主义”书籍。一九二零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它讨论沾染过的“共产邪恶主义”书籍等问题。八月初，毛泽东伙同易礼容等在长沙以“文化书社”为幌子，大肆宣扬“共产邪恶主义”。 八月至九月，毛泽东参加筹备“俄罗斯研究会”以纠合“同志”朋党。十一月二十五，致信罗章龙，鼓噪“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十一月，毛泽东伙同何叔衡等朋党纠合制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的“新民学会”成员。信中首次表明其已经臣服“马克思主义”，要走俄国列宁赤共“十月革命”的邪路，同月，毛泽东在长沙制造“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零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毛泽东伙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勾结“新民学会”成员乌合纠开“新年大会”。在邪会上，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鼓吹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其实就是要摧毁现有中国，按照俄国赤共模式重新混组乱构中国。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毛泽东伙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制造者秘密前往上海，和其他“共产主义小组”制造者勾结合污到一起，正式阴谋制造了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此即所谓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月，毛泽东回到长沙，被中共钦封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并与何叔衡私建“湖南自修大学”。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毛泽东纠合制造中共“湖南支部”，被中共加封为“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造中共之时，中共提出的最终目的中，包括“打倒军阀”，“反帝反封建”等条款，不过，后来发生的真实历史情况却是：军阀是被中华民国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所打倒的，中国统一；西方列强在历史上强迫中国签定的绝大部分不平等条约，在中华民国主导的抗日战争之中和取得胜利之后，经英美提议，被西方各国自行废除；中共真正做的是“反封建”，即彻底摧毁中国传承了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煽动组织了几千万“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将中国大陆的民族传统文化破坏殆尽。

四、湖南农民运动

共产党宣称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利用暴力摧毁旧有的世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面对如何篡夺权力，如何颠覆当时社会秩序的问题时，首先自然想到的是到当时的中国城市工人中去找自己的“流氓无产阶级”胚胎“同志”。毛泽东是中共的制造人之一，当然尤其痴迷于这一点。公元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制造出湘区“执行委员会”，册封毛泽东为“书记”，从九月至十二月，毛泽东煽动策划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流氓工人罢工运动，使得湖南到处乌烟瘴气。但是，就像共产党在世界其他国家碰到的老大难问题一样：中共的流氓工人虽然一时接受中共的主动奉承谄媚，利用中共去和实业物主牟取经济利益，但是却少有被中共的蛊惑宣传所左右，而要去替中共卖命颠覆当时的中华民国各级政府。也就是说，中共和毛泽东同样难以将工人的牟取经济利益的活动转变为替共产党篡夺当时合法政府政权的卖命罪行。

公元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达到上海，被中共上调到“中央”上班。六月，毛泽东在广州搀污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中共指封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兼封“中央局秘书”。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遵照中共“中央”的旨意并受混入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时任副部长的中共“党人”林伯渠的双重密派，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公元一九二四年一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混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月，毛泽东到上海，骗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十二月，毛泽东回湖南养病。

中共由于在中国工人中大规模寻找“流氓无产者”未果，发动篡夺政权的尝试又惨遭失败，因此决定转变扩张势力的方向，在“共产国际”的精心“教导”操纵下，决定利用当时有一定武装实力的国民党发展中共自己的组织，实现中共自己的“共产暴动”罪恶目的。于是，中共决定让全体中共“党人”混骗钻入国民党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在公元一九二三年和国民党搭上了钩的原因。

公元一九二五年二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煽动农民密谋造反。九月，毛泽东到广州，混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十月，毛泽东混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职，十二月一日，炮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邪文。十二月五日，毛泽东杜撰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刊》创刊。一九二六年一月，毛泽东混进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被混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三月八日，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中，纠合中共朋党，公然策划“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鬼话连篇，为“巴黎公社”的共产流氓们大肆招魂，炮制出《纪念的重要意义》邪文。三月，蒋介石果断扣押中山舰，实行“整顿党务案”，开始严厉打击中共在国民党内势力的扩张膨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中共内部叫嚣要和蒋介石动手，不过不为当时的中共最高头目和“共产国际”所采纳，于是，毛泽东丧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高官之职。五月至九月，毛泽东盗用国民党名义，为中共煽动农民暴动做准备，混立“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被中共指封为“所长”。十一月，毛泽东到上海，被中共加封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骗得国民党高层信任，混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十二月，毛泽东在长沙搀污亮相于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公元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毛泽东在湖南煽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在乡村大肆叛乱暴动，四处杀人放火。三月，毛泽东炮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邪文，在武汉混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工人中有“流氓无产阶级”，农民中也有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然深知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工人占人口的比例很小，既然中共的目的就是暴力造反，那么是由工人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来造反还是由农民中的地痞流氓来造反，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造反篡权得逞。而在遍地都是农民的中国，要想造反篡权得逞，中共必须大规模的纠合煽动利用农民中的地痞流氓份子来给它卖命篡权。当时的“共产国际”看到了这一点，而毛泽东是中共内部最早看透这一点的几个高级头目之一。于是，从公元一九二五年开始，毛泽东着手尝试煽动农民造反；而公元一九二六年三月失去在国民党内部的高官职位之后，毛泽东更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煽动农民叛乱的罪恶活动中，终于在公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湖南大规模的煽动农民暴动，随即炮制出了公然为地痞流氓“叫好”的千古流氓文章，所谓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五、秋收暴动

眼看着混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要将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主要目的的国民革命偷梁换柱，强行变成煽动流氓造反篡权的“共产革命”，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中国正统力量当然不干。看到“整理党务案”也无法有效遏止中共的暴动篡权野心，蒋介石开始考虑用更彻底的方式清除混入国民革命中的中共暴乱势力。

公元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针对混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人”发起军事行动，将中共“党人”开除出国民党，逮捕和枪毙了一批中共“党人”。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毛泽东搀流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中共册封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军事行动清算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人”，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中共附体国民党篡夺政权的阴谋遭遇惨败。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反叛暴动，再次惨败。同日，毛泽东纠合宋庆龄等二十二名亲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勾结在一起炮制《中央委员宣言》，污蔑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八月七日，毛泽东搀流中共“中央”在汉口乌合纠开的“紧急会议”，首次抛出臭名昭著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大邪说，被中共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到湖南煽动策划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被煽动，毛泽东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中共暴动“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逮捕，押送途中以诈贿逃亡。九月，“秋收暴动”惨败，毛泽东纠合残余暴动分子向罗霄山脉中段逃窜隐匿。

在“秋收暴动”之前，毛泽东已经发现要想让中共非法篡权阴谋得逞，必须煽动极端暴力，故此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秋收暴动”惨败之后，毛泽东发现了严密控制武装暴力工具的秘诀：“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队上”。并且在湖南文家市三湾这个地方，毛泽东按照刚刚发现的这一控制武装暴力工具的秘诀，为中共和自己打造了第一个完全共产暴力化的武装工具物件，即后来臭名远扬的“工农红军”。

六、井冈山

逃向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打好了算盘，先跑到深山老林中做土匪，当强盗，过过绿林好汉的生活，生存下来，以后有机会再出来抢中华民国的地盘，篡夺全中国的统治大权。毛泽东是从小看《水浒传》长大的，从“革命党人”到土匪强盗之间的这种身份转换，对它来讲当然是很容易完成的。

公元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带着暴动的残兵败将们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盘踞于井冈山地区，死命扩张匪窝地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十一月，毛泽东遭遇来自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内部大倾轧，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内职。公元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伙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暴动”残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合污到一块。五月，毛泽东被中共册封为两支暴动武装势力乌合而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七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中共封为“中央委员”。 十月，毛泽东替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炮制“决议案”，抛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暴力反叛邪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身份给中共“中央”炮制“报告”，炮制“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反叛“总结”。十二月，毛泽东一手炮制了井冈山《土地法》。公元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伙同朱德、陈毅带着“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抢占地盘，至一九三零年春，赣南、闽西落入中共之手。四月，再次炮制兴国《土地法》。 六月，毛泽东搀污在龙岩乌合纠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抛出的关于“红军”应该如何造反的阴谋诡计未被采纳，原由中共“中央”指封的“前委书记”职务被另封给它人。会后，毛泽东不再是“红四军”主要头目，跑到闽西休养并插手中共在地方上的暴乱活动。七月，毛泽东私自乌合纠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九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下达“指示信”，采纳了毛泽东关于“红军”造反暴动邪说和制造一支顽固的中共反叛军队的邪论。十二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把持乌合纠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抛出一份暴乱“政治报告”，并炮制“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公元一九三零年一月，毛泽东炮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邪文，鼓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给中共用以反叛暴动篡权的邪论。五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刺探民情；同时炮制《反对本本主义》邪文，装模作样的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蛊惑和骗取民心。八月，毛泽东被册封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九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被中共封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二月三十日至次年一月三日，毛泽东伙同朱德等带领“红一方面军”武装暴乱，逃过国民政府军第一次“围剿”。公元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乌合纠开，毛泽东被封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毛泽东后来的死敌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被塞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至五月，毛泽东伙同朱德等再次操控“红一方面军”武装叛乱，逃过国民政府军第二次“围剿”。十一月一日至五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组织”乌合纠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遭遇中共内部倾轧，被套上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邪党内部大帽子。

从公元一九二七年到公元一九三一年，在四年的时间内，毛泽东窜入井冈山做起了赤共土匪，终于在江西站稳了脚跟，把井冈山和江西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土匪窝，为中共暴力篡夺中国政权立下了“头功”。

值得一说的是，从公元一九三零年五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在江西井冈山土匪窝里从中共暴乱军队内部开始大杀“AB团”，主要目的是要完全控制江西井冈山这个土匪窝，坐第一把交椅。杀“AB团”一直延续到大约公元一九三二年五月，被毛泽东残杀的中共“自己人”多达数万。

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给中共弄出个井冈山土匪窝作为藏身之地之后，不断扩张中共的地盘，当中国各地的中共土匪窝都有了一定规模，有了连片之势的时候，苏联就开始给中共出建立共产伪政权的流氓方案了。要搞个共产流氓政权，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来。

公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搀污“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抛出一份“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中共封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公元一九三二年一月，毛泽东窜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三月，“红军”侵犯赣州失败后，停止休养，窜到前线策划暴乱。四月十五日，毛泽东炮制伪造《对日战争宣言》。五月九日，毛泽东伙同项炮制抛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六月，伙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败退赣南。十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乌合纠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中共“左”派势力的倾轧打击。会后，毛泽东被中共拿掉“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公元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逃到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洗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流布影响，开始了反“罗明路线”的内部大倾轧。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伙同项英等炮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六月一日，毛泽东伙同项英等炮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八月，毛泽东在瑞金乌合纠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炮制叫嚣《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十月，炮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邪文，成为中共离间农民，煽动仇恨，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所谓“标准”。十一月，毛泽东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刺探民情，炮制《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公元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封为“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炮制抛读“报告”，继续被中共册封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六月十九日，毛泽东伙同项英等炮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祸乱人心。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现了被中共利用来篡权的几大“法宝”，就是抢劫地主土地收买人心，纠合暴力进行武装反叛和大力扩充共产邪教组织。在毛泽东的罪恶活动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时不时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炮制“抗日”和谴责国民党“卖国”的各式“宣言”，只可惜，中共在此期间忙于抢占地盘和应付政府军的反复“围剿”以图残生，根本没有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抗击日本侵略军。恰恰相反，国民政府军对中共的数次军事大围剿由于为了应对防御日军的入侵而不得不中断时，毛泽东和中共却把这横飞而来的“胜利”果实厚颜无耻的吹嘘成自己最“伟大”的“战绩”。期间，毛泽东继续进行“反AB团”的血腥大清洗，在中共内部首次搞起了暴力化的大倾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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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8/1/21/n198465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