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4) 编写:爱德华
接“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中)”
大饥荒时的军工核武
我们有些人嘲笑金三胖,让老百姓饿著肚子也要搞原子弹,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朝鲜不过是效法我们而已。陈毅也说过:“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国的核计划在1958年全面展开,投入的人力,财力都是天文数字。大饥荒时,对大量从事核工核武器方面的工作人员,国家对他们保证供应,不仅粮食不缺还有充足的肉类。他们根本没饿过肚子,对部队也是充分保证的。有些回忆录说,当时城市如何缺粮,中央命令从地方调粮,这是在有几百亿吨的粮食库存的背景下,这个粮食库存中共是用来保部队的,因为中共怕台湾打过来而丢失政权,而只要中共掌握枪杆子饿死人也不会丢失政权。
毛泽东为造原子弹,还出口库存粮食415万吨,换取大量黄金和美元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大饥荒根本就是中共领导层的决策所致。
大饥荒年代却大量消耗粮食生产茅台酒
1959、1960、1961三年期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耗费粮食 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众所周知,这3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1960年,是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跟据上面定的生产指标,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持逾200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纪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饿殍遍野的饥荒时期大建行宫
大饥荒时,全国范围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官员们为了赢得领袖的欢心,照样大兴土木,耗费钜资在各地修建毛泽东的“行宫”,对百姓的困苦没有半点怜惜。
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湖南省饿死至少一百多万人),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
“四一四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一九六○年九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泽东总共也没有住过几天。
在大饥荒年代,与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等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六○一别墅等六十一处奢华行宫,滴水洞从一九六二年竣工后,因行宫众多,故有些行宫毛泽东只住过几天。毛泽东在滴水洞只住过十一天。
加剧饥荒灾情的三门峡大坝建设
在大饥荒饿死人年代,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三门峡大坝建设加剧大饥荒灾难。当年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以每人每天一斤粮计算,六亿人可食133天,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可以使中国几千万人不至于饿死。
不准逃荒
在饥荒面前,这里没有饭吃,就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
1958年起农村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逃荒开始增多,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档,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阻止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中共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有的地方更是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有些地方,不仅不准逃荒,还扣押信件(如信阳),搜山(如安徽),把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的人抓回来接受改造。
饿死中国人是中共国策的佐证
李井泉在大饥荒时期的政策及表现使得四川省饿死至少上千万人,他也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齐名。因在这五人的领导下,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
四川又是这五个省份中饿死人最多的,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由于李深刻领会并坚决执行中共高层精神在饥荒时不间断搜刮粮食往外调粮(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加剧四川人饿死,故李井泉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四川人对李的评价极低,而中共对其评价很高。李当时还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
对同样饿死了数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成了替罪羊(被暂时降了职,或外调)时,唯独李井泉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1960年),他居然还官升一级,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统管云贵川三省,1975年“升任”人大副委员长。
他死后,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史文苑》表扬其为“大爱无疆”——原来中共的爱就是把中国人饿死越多越好。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250万人,全国饿死4500万人这样重大的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受到追究。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毛泽东完全知道,他的政策会大量死人,但其他干部不了解,
毛泽东唯恐他们坏了他的大事(和苏俄一起消灭中国人的大计),于是事前不断地吹风,看他怎么说:
1.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说这样搞水利“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2.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3.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4.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6. “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7. “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8. “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9.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10.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11. 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2.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13.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结论
中共在大饥荒中的所有方针政策,除了大饥荒末期1962 年搞的“三自一包”外,对饥民都是招招毙命,只要系统的研究中共在大饥荒前和大饥荒中的各项方针政策,不难得出结论,中共制造和利用大饥荒对中华民族实施蓄意的有预谋的有系统的大谋杀。
“三自一包”的确对止住大饥荒起了作用,但这不是中共对中国人的仁慈。当时,工业规模很小,烟酒的税收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基本上靠农副产品。如果农民死光光,对中共并不利,而“三自一包”也只实施两三年就被叫停。
如果不是魔鬼的化身,如果没有对中国人的极端仇恨,怎么可能面对如此规模的人饿死无动于衷,怎么可能出台的政策全都对饥民都是招招毙命,怎么可能发出魔鬼般的言论,面对超过4500万饿死,人相食得惨剧,竟没有一个责任者,还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近年来还有文痞说是“营养死”。(全文完)
参考文献: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8年5月
丁抒 :1960年前后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依娃:大饥荒是一场大屠杀,书评,2013-12-11
学者新结论:4500万中国人死于大饥荒 ,VOA,2011年9月30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VOA,2011年7月5日
揭开三年大饥荒真相:不能冤枉老天爷,大纪元,2012年5月7日
冯客著,郭文襄、 卢蜀萍、陈山译:《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
责任编辑:高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9/n108404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