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5） 编写：爱德华

从打杀老师开始

驱逐“黑五类”出北京

外省纷纷跟进

全国多少人在“红八月”中被打死

文革爆发后，最早组织红卫兵的是高干子弟，他们的口号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子女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高干子女组成的。根据“对联”的理论，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又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随意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有几千个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红卫兵自豪地把它称为“红八月”。

从打杀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了一份攻击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几十万学生不上课不学习，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这些人被按照比例划分为四类，第四类就成为“敌人”。学生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口诛头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老师，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宝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组织领导人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的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第一个打死副校长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隐含的指令十分清楚，后果也十分明显。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教师的人数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至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平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 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

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有年满18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中共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欺负、侮辱、甚至毒打。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有的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写“交代”，有的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在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其中的主要行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了７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８月下旬有３３３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共有６１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还不包括郊区县）。

中共不仅没有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毛泽东知道学生打死人的事情后，他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时，常常念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者干脆念毛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后来，叶剑英接见学生代表，一方面说‘随便打死人也不对”，另一方面又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们，这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8 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不仅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按上面的要求给红卫兵提供黑五类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表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档，红卫兵功绩被列入档，其中功绩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到９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远大于此数，但此数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卞仲耘８月５日被打死，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8.18被打死，都未计入此数中）。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为打手，打死教师及平民，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是中共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一。

驱逐“黑五类”出北京

红卫兵驱逐“黑五类”出北京，只不过是红卫兵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而己，文革前，彭真曾说：“要让北京象水晶一样。”

8月29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这个“通令”的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被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害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也有的到了农村，由于食物及住房短缺而死亡。

外省纷纷跟进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不但文革的号令从北京发出，而且大规模的暴力杀人也从北京兴起。一举一动对全国都有示范作用，但外地有一定的时间滞后，为了让外地快速跟进屠杀平民，中共在“红八月”中开始让红卫兵“革命大串连”活动，免费提供给全国的红卫兵学生火车票和食宿，让外省红卫兵到北京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经验”，让北京红卫兵到外省各地“煽风点火”，于是，外省纷纷跟进屠杀“黑五类”。

所以后来文革中，北京和外省，屠杀平民如黑五类的残忍程度和死亡人数，几乎高度一至。这是中共在文革中宣传、鼓动和组织之后的结果。

全国多少人在“红八月”中被打死

文革后中共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或“探索”造成的，这种说法只是为自己开脱而己。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红八月”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普通民众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也由专业刽子手执行。

有人说红八月发生的暴行和死亡是因为“失控”。这不符合事实。打死一个两个人可以说是“失控”，在两星期中陆续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完全是出于中共的鼓励，这是一场谋杀。

丁抒认为：“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马上燃遍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只要杀的是坏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好得很’。”他根据一些已公开和尚未公开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全国“红八月”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总人数在二十万人以上。

责任编辑：高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12/n108463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