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山不是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部医院后面的一块荒坡上。当时沙坪劳改农场关押近一万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份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中，两年多的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现在也鲜为人知。好些将死未死的人都先送到这里来抢救。所谓抢救就是给点糠肤饼吃，不几天就死在医院。当时死的人太多，没说没有棺木，就连个独立的坟头也没有，是一个一个大坑埋的。听说一个坑多的时候埋到几人几十人，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土。后来不知谁在上面种上南瓜，南瓜竟然枝茂叶密，黄花一片，秋后收获的南瓜又大又肥又嫩又重，自此“南瓜山”扬名全场，成了沙坪一景。

重庆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现年75岁的蒋柏龄先生，当年就是在“南瓜山”掩埋饿鬼冻殍的埋尸人。四十多年后我们相逢言及此事，仍感沧凉心酸。说到当年他为何划为右派份子一事，他愤然道：“伟大深恩在劫难逃，鸣放骗术自当入罗。”

历史回到1957年，那个鸣放高潮的五月。重庆市公安局和全国一样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在众多的大字报里有一张题为《雪里送炭此地少，锦上添花我局多》，作者就是少年英俊笔头带刺的干警蒋伯龄。他主要对局里领导侵占大家福利行为表示不满，于是全局大哗响应者众，不少人签名支持，一致呼吁：“改组局福利委员会，清查账目，纠正偏差。”局领导立即调动党团力量予反驳弹压，时为副局长、党委书记陈宗谱立即发表讲话宣称：“福利这事虽我们做得不对，但与右派借此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必须组织反击，消除负面影响。”

事态与结果可想而知，一时反戈一击者，声明更正发言者比比皆是。他说，除我“罪有应得外”，确也连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干部任书旺，旧社会讨口，参加革命流血负伤，也划为右派，家属不服，在市局张贴大字报讨取公道，结果任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我本人，其实无须再动用其它手段：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掐头去尾篡改原意，甚至无中生有编织材料，塑造什么“攻击肃反百分之百搞错了，”什么“成为《重庆公安》编辑部右派主帅”云云……什么极右不极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于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苛政猛于虎，如果再加饥饿，就是两虎向你扑来，你能受得了吗？”

他说：不久即被武装押送发配至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从此便成为贱民，受尽磨难，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种种苦楚，真是世间少有，终身难忘。当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面临着的是一场大饥饿、大死亡。当时吃粮每人每月只有18斤定量（还是粗粮），除去炊事班、打柴组、运输组，干部小食堂和职工（即表现好解除劳教的就业员）伙食，都与我们拉开距离，剩下舀进饭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层包谷沙沙而已，怎么能果腹？又如何劳作？长此下去恶性循环，又在源头上断了生机。庄稼从播种开始缩水，一直到薄收、绝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话。

后因公安身份，承蒙照顾，分配至场部医院让继续搞广播宣传。由于病室紧张，只好和汤人絜（统计）、叶林（绘画）、程普（文娱）合住一小帐篷，恰逢叶兄妻子探亲，谈到外面也恼火，叶母在家蒸饭，按定量分别容器下粮，老人家也饿得从孙儿碗中克扣归已，亲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劳教队是什样了？

长期的亏欠，双脚滞重，下病区作例行广播越来越勉强，眼见床满为患，生死变化莫测，又往往人尸难辨（杂工组人少体弱搬运不及），呻吟之声，不绝于耳，更增悲凉。还得违心鞭挞违纪现象（主要反映吃欲难抑、私相交换），提醒病体消化不良，胀死人的事层出不穷，实乃走过场而已。偏偏这时又当上了“职工”，屈指劳教三年半，噩梦远未终结。

医院不比队上，病情高于身份，我接着也进了病室，医生护士多所体恤，但难以回天，接着腹水、腹泻、高烧、肝炎并发，挂危等死。偏神智清醒，隐约听得医护开会、批斗贪食应归我的一个煮鸡蛋的某护士，其实，那是我不想吃。危难之时，幸武汉的兄嫂给我及时雨，寄来一盒肝精针，干部唐医生笑对我说：“这才把你从阎王那里拽回来。”加之，邻铺的小劳教杨长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乡打伤，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脓性骨髓炎），经常赒济我的饭食，真是雪中送炭，可无力报答，终成憾事。病体恢复后，归队杂工组，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一天，院部向干事召见，忐忑间接受一项特殊任务，盖农场死人的讯息外传，作家刘盛亚去世后，其重庆的遗属意欲申请来场探视，由于死者太多，有的连个土堆都没有，拟予适当弥补，作一些掩盖伪造。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机行事，给阴阳两隔的诸多难友“立碑”，这碑充其量搬块稍大、成形的石头，用红漆写上死者的姓名。

说到这里，难友蒋柏龄已泪不成声，待揩干眼角的泪水后才继续往下讲：我走出院部办公室，立即前往南瓜山，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绿色海洋”，遍地瓜蔓茂盛，朵朵黄花吐艳，隐约南瓜无数，在入口处有些高矮不一，但尚能见堆的土丘，实难称作坟场。深知任务艰钜，这南瓜山“临时户籍”可不好当啊！

旋即与杂工组负责掩埋尸体的刘职工联系，他东找西找，终于凑齐资料，看来这些资料起先还正规，有序地画上长方形的格子，格内填写姓名：慢慢地以不是一格一人，而成一格数人，紧接着格也省略了，只是一串人名挤在一块。
刘职工喃喃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人越来越多，加之杂工组成员体质下降，已不可能一人一只棺木（尽管由几块木板镶嵌而成），一人一个坟头，忙起来数人一堆，甚至连棺都免了，力争有土掩盖便行。情况如此，实话实说嘛！”

我接过本子和一些散页，“按图索骥”干了起来。南瓜山盛产南瓜，其实并不玄妙，亦非耕耘得法，而是死尸多掩土薄，遵循物质不灭定律，这些死劳教、死职工又一次对同学们尽责作奉献。怪不得医院的伙食比队上丰盛些，但有此经历，我却产生排斥南瓜心理，尤其是南瓜山上的南瓜难以咽下。

我提着一筒红油漆，拿着“花名册”，尽全力对号入座准确定位，含泪书写众多死难者的姓名。虽毛笔字缺乏功底，确实用足了心，鼓足了劲，做到一笔不苟。砌筑坟堆实不可能，搬一成形的石块，权作“坐标”吧！当时，也尽量在死人堆里觅熟人，发现我的好同乡、同学、同事刘祝焕在南瓜山。记得我已成为右派后，要去成都省委鸣冤告状前，匆匆会晤，他才新婚，谈到命运处境早有打算。当时组织正追查他，动员对我反戈一击立功补过。我当即表态，反正事已至此，出于自保尽可检举，十条罪状与八条罪状无所谓。殊料他抛出一句沉甸甸的话：做人岂容卖良心！

虽然彼此之间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结串连，但连我用“齐天”做笔名，以齐天大圣自诩是明显的，他都不面对，以“我又不是蒋柏龄肚中的蛔虫，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搪塞。刘祝焕成为右派虽属定数，却不该放弃利用我而争取不劳教的良机。为此我很感激也很遗憾，最终以支援500元为他的妻子周光秀集资，在机织毛衣社觅得餬口之处相报：这500元是我带去劳教的800元中的大头，知者均赞我高义。

我坐在刘祝焕坟头，为使其归宿地有所规范，我全力作些归拦，勉强像一座小坟，回首历历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据说他亦死于不克制，将周光秀寄去的吃食一顿囫囵下肚，不幸由“饿痨”转化“胀鬼”。类似他这样死去的人也为数不少，他该不该这样死去，谁对他的死负责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他说：大量的饿死，个别的另有死因，但本质不变——阳间糊涂人，阴间屈死鬼。我的另一位同事，公安校教员，河南籍傅景德，原仅仅相识，共同的命运促使交往，其长清秀为人爽直，因反右劳教思想不通，最后竟颠颠倒倒。和我同在大堡一中队时，经我努力把他塞进大厨房，但为时不久。调队前，主动拿来几件稍好的衣物，硬抵借我一些钱：虽力拒因他坚持不拉来生账……后不知怎么搞的，成为反改造典型。据目击者当时的劳教张培厚告：傅已带镣反省，一日有雾还让他们出工，不知为何，傅独越过警戒往前蹒跚走去，神经不作主，未听警卫与带队干部招呼止步。警卫朝天鸣枪仍不停下，请示李主任（李曾是大堡作业区主任，后降为一般职务）如何处置，答曰：“命中。”立即一声枪鸣，尸横地头，未卜身葬何方。虽后追查发令“命中”不妥，可以去把人拖回来嘛。而该李主任又降作事务长了事，这草菅人命的源头，亦足以反思。傅的横死，有无结论，通知亲属与否，均系未知数。

他说，他手里攥着几大本名单，粗略数了下有两三千人。啊，南瓜山呀南瓜山，竟有这么多人成堆成坑的埋在这里，谁不是娘生爹养的血肉之躯，就为几句话一行字沦为政治贱民，惨遭如此杀害。鸣呼！南瓜山下右友魂，尽是春归梦里人；谁说天涯有芳草？几多野鬼斥秦赢。

2007年初稿、2014年5月修改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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