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CCCP，1922年12月30日～1991年12月26日），简称苏联，从建国到解体经历了69年。苏联曾经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可是,在1991年12月26日却轰然倒塌。有人说是因为出了“叛徒”戈尔巴乔夫,他在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口号，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背叛了马列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开放了言论自由，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使人民放弃了共产主义而拥护资本主义，最终导致苏联土崩瓦解。

这种说法很忽悠了一些人。首先，一个国家的兴亡，其决定权在于人民，如果这个国家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别说你一个戈尔巴乔夫，就是一百个戈尔巴乔夫也搞不垮它。其次，因为“民主化”、“开放言论自由”导致思想混乱，因而使国家倒台，那么美国搞民主化、言论自由200多年了，怎么就不见她倒塌？！所以，苏联倒台，是因为它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因为苏联实行一党专治，垄断了政治、垄断了经济、垄断了真理。

政治上，苏联挂着无产阶级民主的招牌，实际上，无产阶级和人民无权选举国家领导者，也无权监督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牢牢地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分权力，人民只能乖乖地劳动，做一个任由领导摆布的顺民。而干部却拥有各种特权，如：不受人民监督，有豪华别墅，有专车，有司机，有警卫，有特供商品，他们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个人财产不用公示于众，他们只要对领导负责，不需对人民负责，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不关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经济上，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所有土地、矿山、工厂、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苏联人民是彻底的无产者，苏联人民只能像奴隶一样被捆绑在集体农庄和工厂里，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产品支配权，只有被迫的劳动。人变成了牲畜，变成了工具。国家注重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忽视民用的轻工业，因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苏联垄断了真理。苏联一切言论出于“真理报”，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思想的自由。对那些敢干讲出良心话的人抓起来投进监狱。表面上一片宁静，实际上酝酿着火山，所以一旦火山爆发，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当时的苏联经济停滞，政治管制严厉，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急剧恶化；然而苏联人从道德审视开始，觉得“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从而延伸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

实际上，在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和同僚们都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美国学者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

1985年的苏联，与其10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但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对此，苏联却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从不让步。但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且该国GDP仍保持着正增长；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20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10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苏联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虽然“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然而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也就是说，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

以经济改良为旗帜，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也首先修补了道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等等。“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其实，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许多年后，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此时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这种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

在1989年末，第一届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党独裁统治，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6个月后，一次全俄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因此，这时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这种道德的觉醒同样席卷了东欧前共产国际。正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所说，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摇摇欲坠。1991年8月19日，一个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当时主张改革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并将坦克与军车开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莫斯科市政府与俄罗斯议会大厦。政变者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呼吁“恢复苏联的骄傲和荣誉。”在巨大危机时刻，叶利钦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演说，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对政变予以回击。随后数十万苏联人民加入抗议的行列，上街示威与军队对恃。

叶利钦向苏军士兵喊话：“你们已经向苏联人民发过誓，你们不能调转枪口对准人民。”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坦克掉转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强硬派的政变三天后破产，并永远改变了苏联的历史！叶利钦成为了国家英雄，他要求搁置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几天后（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解散了中央委员会。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的10多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开会，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圣诞节那天，这个自1917年靠暴力夺取政权的苏维埃联邦正式瓦解。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一系列国家也一个个地改旗易帜了。苏东波事件说明了：人民会做出选择的。20年来，一些人一直在为苏联的解体惋惜痛苦、诅咒谩骂，认为这是“亡党亡国”。其实，这些人是兔死狐悲亦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句话：苏联解体有百利而无一害。

首先，苏联“亡党亡国”有利于原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一方面，满足了苏东人民对自由和公平的祈求。对自由、公平、幸福的向往，是人的本能，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求建立最大限度满足人的本能需求的社会，并为此惮精竭虑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当这个社会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且时时被人们看见之后，向往和渴求便不可遏制，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谁也无法阻挡。苏联包括东欧的人民，都有其苦难的历史，仅20世纪以来，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因为一战的原因，让苏联这个政权得以在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建立（据德国《明镜》周刊公布的资料表明，是德皇支持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还殃及周围一些民族，让他们长期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工作和生活。因为二次世界大战，让东欧一些国家成为苏联的附属物，不说普通民众，就是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自主权力。这样的状况，苏东国家的人民无疑是不能长期容忍的，因为他们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的需求。

苏联虽然“亡党亡国”，却并没有玉石俱焚。相反，苏联解体让民众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苏东巨变之后，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带来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物品严重不足，加上转轨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阵痛等原因，苏东国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意的情况，于是一些人便大肆渲染苏东人民的困难，声言苏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苏东人民听信了妖言、走错了道路，现在后悔了，羡慕中国人了。可是苏东人民并没有越来越糟，没有出现卖儿卖女、讨米叫化的场景、也没有出现资不抵债、国家破产的局面，而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在短时间内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苏东人民不仅逐步实现了政治上的权利、思想上的自由，而且在经济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2008苏东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过统计：波兰，总量5257亿美元，人均约1.375万美元；捷克，总量2170亿美元，人均约2.127万美元；匈牙利，总量1562亿美元，人均约1.546万美元；斯洛伐克，总量954亿美元，人均约1.773万美元；罗马尼亚，总量1996亿美元，人均约0.916万美元；保加利亚，总量519亿美元，人均约0.665万美元；爱莎尼亚，总量232亿美元，人均约1.705万美元；拉脱维亚，总量340亿美元，人均约1.459万美元；立陶宛，总量473亿美元，人均约1.367万美元；俄罗斯，总量16765亿美元，人均约1.151万美元；白俄罗斯，总量602亿美元，人均约0.61万美元；乌克兰，总量1797亿美元，人均约0.381万美元……。

从上述可以看出，东欧国家中转型最顺利且最靠近欧盟的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预备梯队中。绝大多数苏东国家的经济总量都很高，特别是人均收入相当之高，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要高很多。此外，世界银行2006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情况也作了一个比较。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俄罗斯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

事实胜于雄辩，“亡党亡国”，苏东国家并没有倒下，而且在很健康地发展着。

其次，苏联解体有利于欧洲和世界的稳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阵营的长期对峙，尤其是苏联阵营，为了增加对抗筹码，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制造武器和扩充军队上，置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生活于不顾，民众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状态。大国摩拳擦掌，小国也不甘示弱，都把财富财富转移到枪炮上去了。不仅如此，还让全世界人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不安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战争就会突然降临脚下的这片土地。生活乐趣大大减少，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苏联、东欧“亡党亡国”之后，冷战格局不复存在，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精神负责大幅度减轻，特别是东欧国家——这些苏联帝国的叛徒，只要苏联存在一天，他们便没有一天安宁日子过。

第三，苏联“亡党亡国”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从最高领导人到引车卖浆者都清楚这只是表面文章，苏俄一直是中国的最大威胁，近代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社会主义”之后，苏联也鼓动外蒙古独立、乘二次大战之际企图获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强占中国边境地区、要求中国出兵朝鲜等祸害中国人的事情，而且长时间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让中国人寝食不安。苏联帝国的倒塌，让中国人可以放松放松，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用于发展生产上面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说苏联解体是“亡国”，也毫无逻辑。历史上国家的形成，解体，组合，有着复杂的原因，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从历史的跨度看最是正常，谈不上什么亡国不亡国。民族独立，过去曾被当作一种社会进步，是近代的一大潮流，而现在欧洲国家建立欧盟，正在缓慢实行统一，似乎也是一种进步。关键是，独立也好，统一也罢，要让人民来自由选择。所以，前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亡党亡国”只是一个伪命题。以此来证明苏联改革失败，只是基于一种空洞的大国逻辑，而非是基于社会进步；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苏联思想解放的先驱，开启了改革的进程，还在于他当年完全拥有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却没有使用武力去镇压人民的自由。他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还给了人民，包括东欧国家的人民，把本该属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还给了人民。

所谓“亡”就是死了，然而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如今哪个消失了？被外族统治了？显然没有，都没有亡国。东欧和俄罗斯等国的共产党也都消失了吗？显然没有，也并没有亡党，只是一些共产党在那里成为了在野党，被人民选下去了。有些人就是厚颜无耻，硬把亡党亡国联系在一起，把共产党被选下去叫做“亡党亡国”。某个党永远霸占着统治权，才叫国泰民安？某个党暂时在野了，人类的末日就到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些西方民主国家早不知道亡党亡国多少次了。一说到西方价值观，有些人就极力排斥，并贴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其实敌对势力是假，个人和帮派的私利才是真。因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里，不容少数人胡作非为。

不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苏联帝国，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现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及其“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尽管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俄国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现在的莫斯科，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

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俄罗斯总统德韦杰夫曾说：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由此看来，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仍是知识份子对于尊严的寻求，其任重而道远。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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