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因恐吓申请信息公开的学生而成为众矢之的的北京大学，在尴尬、草木皆兵中迎来了一百二十周年的“生日”——尽管五月四日并非是其真正的生日。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北大的“生日”，是因为在中共的宣传中，“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最初的参加者不少来自北大。

事实果真如此吗？经过对这段历史认真研究后，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五四运动诱因与学生撵走蔡元培

“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打败德军、已然在山东经营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则表示，作为战胜国，依据中日1915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民国北京政府还提出给日本补偿，支付其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开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等的拒绝。

无奈之下的民国北京政府密电谈判代表、外长陆征祥可以签约。得知密电消息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学生遂联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于5月4日上街示威游行。当日下午1点钟，学生们汇集在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亲日派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据脱离中共的前高官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5月4日，北大学生是从北大旧校址沙滩红楼开始游行的。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追上学生，苦口婆心地劝阻学生不要游行。作为游行示威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站了出来，驳斥蔡元培道：“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校长给撵走了。

暴徒学生火烧赵家楼  打晕外交官员

高呼著口号的学生先是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但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愤怒的学生遂转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得到风声的曹汝霖不想在街上被学生认出并被当街打死，于是飞奔回家躲避。在家门口，他遇到了北洋政府临时派来保护他的三、四十名警察，但警察们说：“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曹汝霖只有苦笑。

最终，警察们想出了在曹家大门贴封条的办法，来阻挡学生。因为撕毁政府的封条就是犯法。但显然，警察们低估了愤怒学生的能量。闹事学生仗着人多势众，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冲进了曹家，更有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幸好曹家的一个丫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住了这块石头（事后，那丫环疼痛了好些日子）。

因曹汝霖躲在衣柜里，学生们并没有找到。但愤怒的学生并未罢休。当他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时，遂放火烧掉了曹家，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曹家起火后，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被迫逃了出来。因被学生误作是曹汝霖，被学生们围殴。有一个学生还拿起一根铁棍，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立即晕倒。幸好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了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而使其没有被学生打死，但其经医生检查后，“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则质问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警察们由于上面有令，纷纷扭头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到，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闻听后，立即反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自然，军队没有进驻北京，被捕的学生也很快被释放了。虽然在全民舆论下，民国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撤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但却并没有解决青岛问题，日军一直驻扎在那里，并保持了对青岛长时间的实际控制。

直到1921年在由美国牵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日本才被迫同意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也就是说，青岛的回归，是民国政府利用了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达成的，与五四运动没有必然的关联。

五四运动没有任何裨益而言

民国政府和彼时北大对学生示威游行、打砸行动的宽容，与钳制百姓自由、对抗议的学生开枪屠杀的中共，以及恐吓学生的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足以让当下的中国人羡慕不已。

是什么让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忘记了古人教导的“仁爱”？难道对政府的不满就可以随意打人？肆意放火？ 这不能不提到新文化运动和对马列主义的宣传。

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起初，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也没有断裂。

具体来说，科举虽废除，但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给予了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民国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民间还有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换言之，知识分子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大学、报纸、出版社等，继续传承中华文化。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随着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走向独裁以及军阀混战，中国走向何方成为了很多人探求的课题。其中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并提出东西方文化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应该用新的去改造旧的。《新青年》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影响了众多的年轻人。

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他遂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并开始在北大宣传马列主义，《新青年》也刊登了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而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即5月1日，由中共党员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五四运动的前夜，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五一节”May Day杂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号召在庆祝日这一天采取“直接行动”。

一方面，由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否定了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仰，并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破坏。另一方面，对提倡暴力的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尤其是李大钊的鼓动，影响了一部分青年人。没有人可以保证，在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打伤无辜的学生中没有受到这样影响的北大学生。

史载，“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就来到北大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就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无疑，中共利用五四运动，加强了宣传，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歧途。

可以说，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除了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范例，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正如冯学荣所言：“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而当年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曾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提到这些学生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还是犯法了。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各种革命的名义之下，以大的名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们要争民主，或者是为了反抗西方国家，无论是在何种名义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权。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如今还在纪念“五四”并将其作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无就是铁证。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n103567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