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群红卫兵从她身边冲过。当街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来。有人在街当中放了一把火，把招牌扔在火里烧着了。围观的人在喊叫。老妇人默然观望。她知道他们是在“破四旧”，上海正时兴的新潮流。 指指点点后，街坊们渐渐知道了她。“她——就是原来永安百货郭家四小姐……”
是的，民国时期风靡大上海的名门闺秀郭婉莹，英文名Daisy，就是她。
永安百货－－上海标志性建筑
郭婉莹是澳大利亚的第二代华人，淘金潮时期中国移民的后代。1909年出生于悉尼的她，是家里第7个孩子，童年在Petersham区度过。
1917年，他的父亲郭标（George Kwok Bew）举家迁往中国定居。一方面是为了逃离澳大利亚当年的白澳政策，另一方面也向往当时上海举世闻名的现代化生活。
郭标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开办了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百货。直到现在，它仍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郭婉莹9岁时，爸爸的永安百货开业。她记得爸爸的永安大楼有6层高，十分宏伟壮观，有漂亮华美的橱窗陈设，夜晚下的霓虹灯流光溢彩。
百货商店里，到处是琳琅满目的欧美进口商品：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瑞士的钟表、美国的大电器、英国的家居用品，还有酒馆和游乐场，茶室还有奶油冰淇淋配草莓。
永安百货开业当日，观者如堵，整个南京路都为之人满为患。人们争先恐后的抢购，原准备卖3个月的货物在20天内即告售罄。
上海永安公司创始人郭标（郭婉莹的父亲）一家。（大纪元资料室）
家喻户晓的永安公司与之前的先施，以及之后的新新、大新两家百货公司，几乎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代名词，代表着高雅、尊贵、时尚、经典，连白领女性们的休闲读物，甚至都是百货公司的内刊。
作为贵族千金，郭婉莹11岁进入美国基督教南卫理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新式女子学校中西女塾就读。中西女塾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宋氏三姐妹就曾在这里就读。
郭婉莹在这所中西结合的名校里，学习了音乐、科学，阅读了许多图书馆里的英文书报，并培养了终生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还学会了如何做个称职的宴会女主人。
高傲的上海公主
1928年，19岁的郭婉莹从中西女塾毕业。像其他名媛一样，在社交场上崭露头角，并定下了一桩门庭般配的婚事，在大上海的流金岁月里，这位年轻高傲的上海公主正踏在金光大道上，未来的路 看起来锦绣灿烂。
有一天，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时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郭婉莹觉得不能容忍，“我不能嫁给一个和我谈论丝袜结不结实的男子”，她不能容忍没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绝了这位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走进了燕京大学主修心理学。
未婚夫从美国回来，用枪指住她逼她回心转意,她镇定的回答:“你不杀我，我不会跟你结婚。你杀掉我，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了。”
在永安公司又新建一栋22层永安新厦的第二年，25岁的郭婉莹嫁给一位和她情趣相投的男子吴毓骧。吴毓骧19岁时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后又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辅修工商管理。
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到他时，已经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人们都说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
25岁的郭婉莹嫁给一位和她情趣相投的男子吴毓骧。（网路图片）
两年后，她与朋友合伙在静安寺路国际饭店里，创办了“霓裳新装社”，专为上流社会名媛淑丽设计、定制具有中国元素的高级成衣。她在国际饭店定期举办茶会，让太太小姐们可以边品茶边观看服装模特们展示的各种华服。
这个时髦高档的“霓裳新装社”，她做得有声有色。 然而这时，日本人的战火已经逼近了上海。
战火下的生活
不久，一架架日本飞机飞到了上海上空，丢下了炸弹。人们乱哄哄逃离上海躲避战火。锦霓新装社关门了，郭婉莹失去了她喜爱的工作。她怀着身孕离开上海暂避香港，在孩子要出生之前又回到上海。
日本人炸了他丈夫的牛奶厂，她的丈夫也失业了。 他们的女儿静姝在1938年出生。当孩子3岁时，她出家门去工作，为杂志拉广告，补贴家用。
太太小姐圈子里议论纷纷，这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千挑万选，还是嫁错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抛头露面。她听了倒也并不在意。
1943年的中国大地，炮火隆隆。34岁的郭婉莹难产生下了儿子中正。 两年后，日本投降。熬过了战争，一直事业不顺的吴毓骧终于时来运转，进入国家地产管理局工作，负责管理德国人在沪的资产。
郭婉莹一家。（网络图片）
吴家的日子又一天天丰实起来。郭婉莹重新过上富足的少奶奶生活，她还养了一条漂亮的德国种大狗。 吴家的女佣叫金花，做茶房的是一个叫松林的男孩子。松林有时不小心打碎了碗，金花就向少奶奶告状。
当着金花的面，少奶奶郭婉莹说，要是碗都是不会碎的，还要碗铺子干什么呢？等到没人的时候，郭婉莹叫住松林，嘱咐道，下次不要一次拿太多碗，小心一点。
“少奶是好人。”松林50年后这样说。 在当时去过他家的晚辈日后的回忆中，吴家清一色的福州红木家具，总是擦的雪亮。客厅的圣诞树高到天花板。吴家厨子做的福州菜很棒。少奶奶做的冰淇淋，上面还洒著核桃碎。
1947年，吴毓骧终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兴华科学仪器行，在国际贸易上站稳了脚。郭婉莹把女儿送到一个白俄芭蕾舞演员在上海开的私人学校里，学习芭蕾舞。她还和几个朋友请了一位俄国宫廷糕点师来家里，教她们做俄式蛋糕。
共产党来了 意味什么？
1949年，吴毓骧的事业正蒸蒸日上。共产党来了，建立了政权。上海的富豪们纷纷远走他乡。郭家亲人大都移居海外。郭婉莹和波丽，是郭家留下来的唯一一对姐妹。
踌躇滿志的吴毓骧送亲戚离开大陆时说：“日本人在上海时，上海人照样过好日子，共产党更没什么好怕的了。”他哪里知道，自己看走了眼睛。
因为兴华科学仪器行的生意，郭婉莹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没有很大区别，只是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骤然变成了共产党的五星红旗，对于旗帜的转换，他们从来都是埋头做生意，本来也不那么注意。
1951年，他们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来往往。直到有一天，他们去香港的申请不再被批准。他们仍然天真的想，不去就不去了，总之，日子还是要过的，生意还是要做的。 紧接着，政府开始控制外贸生意，女人穿戴的时髦玩艺儿也一同被管了起来。
风声越来越紧了。 郭婉莹不再穿美国玻璃丝袜和旗袍，换上的是正正经经的布制人民装和裤子。客厅的大圣诞树早已被毛泽东画像取而代之。 波丽也成了惊弓之鸟，因为少女时代的她曾和宋美龄是闺中好友。
终于，1956年，吴毓骧的公司正式与国家合营，后来证明其实就是充了公。那一年留守上海的永安公司也被强行进行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曾经红极一时的永安只能勉强惨淡维持。
吴毓骧随后被派去参加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学习，他还毫不知情的对共产党“大鸣大放”。 1957年共产党收回了它的话，反右运动开始。
有一天，吴毓骧翻看报纸，赫然在右派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很快，他被革去职位，开始干清洁工。他回家来，向佣人学怎么将拖把拧干。郭婉莹也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去洗脑。
在这里，她第一次学会怎么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子，送去修路用，“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她不懂，后来，她知道在砸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戴厚手套。
到了这一天，夫妇俩才真正明白过来。共产党来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总还有什么是他们未曾想到的。
未曾想到的生离死别
1958年3月15日，郭婉莹在洗脑班上接到通知说，公安局的人正在家里等她，要她立刻回家。果然有两个警察在家里等她。他们是通知她，吴毓骧已经被捕，罪名为“通敌卖国，侵吞国家财产”，并要她把丈夫要用的简单行李送到思南路的看守所。那些可以送去的东西，包括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纸，但不可以送牙膏牙刷，怕牙膏里藏毒药，牙刷的硬柄会用于自杀。
郭婉莹几乎惊倒。她颤着手为丈夫收拾包裹，和儿子一起准备送到第一看守所。离家前，突然电话铃炸响。郭婉莹接了电话，这是一个匿名电话，陌生人告诉她，她丈夫的汽车停在九江路上。
当时所有的资本家都已把私家汽车锁在自家车库里，改雇三轮车上班。唯有吴毓骧，每天开着自家的福特汽车去，就是直接去厕所取拖把做清洁，他也要开了车去。
郭婉莹和儿子提着包裹找到看守所。警察接过包裹，发给她和儿子中正一个号码：1675。吴毓骧已经不存在了，他成了一个号码，直到三年后他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去世，他一直叫1675。
送完包裹，郭婉莹和中正在九江路找到那辆黑色福特车，将它开回了家。福特车掠过南京路相去不远的永安百货，郭婉莹握紧方向盘，她知道这栋大楼已经离她越来越遥远了。
回到家，她默默把车泊进车库，熄了火，再没有去碰它，直到它被政府没收。 临近家门的时候，15岁的中正在后面叫住她，说：“妈咪，今天我长大了。”这个少年因为自己的名字在学校被人批判和嘲笑，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忠政，“忠于政府”。
后来，常常是中正每月一次，代替无法出来送东西的妈妈，为关在这里的爹爹送了整整三年的东西，每次他都耐心的眼巴巴的看着警察将家里东西送进门去，再返回来，他会带回一张纸片，上面有爹爹写的自己的号码，表示东西已收到，也就是说，爹爹还活着。这位少年把这张小纸片攥在手心里，走回家。
吴毓骧每次都要家里带棉线去，郭婉莹不知有何用。直到丈夫去世，她从关押地取回遗物，才发现丈夫所有衣服上的扣子都被人剪掉。他只好将棉线搓成小绳子，代替扣子。
吴毓骧被捕后，已经进入北京中央芭蕾舞团的女儿找了一个演出的空档回到上海的家。她的家已经空荡荡了。父亲不在了，茶房松林也走了，当了工人。唯一欣喜的是，她发现弟弟长高了。
在丈夫被逮捕后，郭婉莹被发配到上海东北部远离市区的外贸农场劳动改造，她在那里喂猪。冬天，她被派到南码头的外贸出口仓库里，去剥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剥净的白菜从这里出口去香港。那是她家许多亲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每天工作结束，她的双手已经完全冻僵。自此，她的十指逐渐变形僵硬。
不过，她已经顾不得了。她必须每天早上5点起来赶路，7点到农场干活，晚上要等参加完政治学习，10点才能上路回家。回到家，中正常常早已睡熟了。
只有一次，中正被妈妈叫醒。睁开睡眼，他看到她的笑脸，她的鬓发已经白了，粗硬的手掌上正捧著一只旧纸盒，她热切的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只小鸡，毛线团一样，暖绒绒。
1961年，吴毓骧在提篮桥上海监狱医院突然去世。郭婉莹被通知可以在火化之前，去监狱医院的停尸房最后看丈夫一眼。郭婉莹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丈夫还活着时，让她看他。回答是，一时不知道你在哪里。敷衍潦草的应付，郭婉莹心寒至极。
那三年里，每个月他们都去送东西，而她一直在外贸系统的农场里劳动改造。中正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大学录取他。
他俩来到监狱医院，在一个小房间里，他们看到了停放尸体的窄床，1675躺在上面，整个身子都抽巴了，以至于郭婉莹觉得，他的头像插在筷子上的苹果，他看上去好像是饿死的一样。
中正没有哭，他只是觉得冷。郭婉莹把自己的手绢盖在丈夫脸上，就带着中正回家了。她也没有哭。
几天后，她取回了丈夫的骨灰盒和遗物。当丈夫的骨灰回到家，郭婉莹痛惜难抑，伏在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声，“活的长短没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鸭圈棚里的生活
丈夫死后两年，她被发配到青浦乡下，砌墙喂猪，劳动改造。八个女人挤在原是鸭圈的棚子间，连翻身都不能。睡觉时，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再把各自的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皆湿。
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河。郭婉莹刚去时，刷牙洗脸，不知从哪里取水。别人告诉她去取河水，村里人都这样。郭婉莹拿着牙刷牙膏来到河岸上，看到人们在河边忙忙活活，洗衣服、洗菜。
让她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他们的木制马桶。郭婉莹拿着牙刷牙膏，又回来了，一连三天，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她，她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只不过放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青浦劳改地要挖鱼塘，别人不相信她能坚持下来，她不仅坚持下来了，还完成了指标。
丈夫判罪 家被抄光
后来，她接到通知，要求她马上回上海，公安局找她。 回到上海的家中，她从警察手里接到了丈夫的判决书，含冤死去的吴毓骧被判现行反革命。
作为反革命妻子的她必须为丈夫的罪行还清6万4千美金和13万人民币的巨额债务。听到这些，年过半百的她紧闭双眼，没有掉泪。
随后是彻底抄家，所有家产，连同她的首饰衣服，床单瓷器，甚至当年的婚纱，一一被估价，运走，全部充公。 亲手挖过鱼塘的她安慰自己的孩子不要担心，“没有什么是妈妈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能吓住妈妈。”
那时，中正已经趁政策松动的空隙，上了同济大学，女儿静姝因为家庭关系，整个芭蕾舞团出国演出，就留下她和几个家庭背景不好的演员不能去。
在调离农场后，郭婉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在业余大学展开，她理所当然又成了靶子。全校停课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她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的老师。
有一次，学校召开批判大会，让她站在中间，人们轮流站起来发言批她。也许他们谴责她的那些事过于充满想像力，以至于郭婉莹自己都想笑出来。
她的工资一下降为24元，掰手指头算算，除去同济大学儿子每月的15元生活费，和自己一个月3元的上下班交通月票，只剩下6元钱，还不够她吃饭。
她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可她实在忍受不了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她去了波丽家吃晚餐，很快就被红卫兵发现，说她们是搞地下串联。
她不再被允许去波丽家，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她曾买过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那时，她家里的仆人已都遣散了。
文革风暴 遭扫地出门
在永安百货1966年旧牌被砸掉，彻底更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的那一年冬天，郭婉莹和上大学的中正被红卫兵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也没带全。
他们蜗居在6平米的小房子里，与另外两家人合用厕所。当他们把几件被允许带出来的家具搬到亭子间里，发现屋顶还是漏的。
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著冰霜。然而在这贫民窟的煤球炉子上，她仔细的用一只被煤烟熏黑的铝锅，烤出了还有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1966年11月上海永安公司旧牌被砸掉。（维基百科）
1967年1月，她得知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已被红卫兵捣毁，自己父母亲的铜棺被撬开，墓碑被敲掉，连丈夫的骨灰盒也不知所踪。在失去所有的珍爱，失去她的家，失去她的丈夫和他的骨灰，连同她的尊严后，她已经一贫如洗。
而接下来的一幕幕，更让她触目惊心。她看到波丽家被抄，看到被红卫兵殴打过的波丽脸上、手上的淤青。
儿子中正在同济大学突然被认定为反动学生，被学校强行关押隔离。
1969年，60岁的她被发配到崇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这是她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去劳改地劳动。
她每天要清洗盛满粪水的马桶，把沉重的没有把手的木制马桶抬到粪池边倒掉，然后把它搬到小河边洗干净，再搬回宿舍。
她每天去挖河泥。常常早上5点出工，没有早饭吃。她已经老了，没有力气下去挖河泥，于是被安排去照看大灶，为工人们烧开水。
她小心翼翼的烧炉火，突然火灭了，她马上探头查看炉子，这时从烟囱里吹下风来，炉里的柴突然又烧起来，她的脸上一下子布满黑灰，半边的头发和眼睫毛都被烧掉了。 1971年，郭婉莹退休，得以从崇明农场回来。
永安百货再变脸 她还是她
1976年文革结束，隔年，她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 这时的上海开始逐渐恢复和国外的贸易联系。1982年，郭婉莹被请到咨询公司担任商务信函顾问。
80年代，郭婉莹飞去美国探亲，还去了新加坡，看望了自己丈夫家族的亲人。 1987年，澳大利亚重开驻上海总领馆，郭婉莹开始协助领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文件、教中文，并担任中澳关系史顾问。
这时的永安百货像变脸一样，又更名为华联商厦。不过，它的更名早已和她没有关系了。就连流连在记忆里的家，都已经难觅踪迹了，更何况父亲生前的这座楼呢。
她的孙女说，奶奶真的是不同的，她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站成一堆说闲话，从来不像老人那样不注意自己的美。奶奶是一个吸引人的女子，总让人喜欢看她。后来，业余大学又请她回去，每星期为英文口语课录音。中正反对。可是，她还是回去了。
文革后，做过吴家茶房的松林又回到了上海，辗转找到了她家。这时的他已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以后，他常常去她那儿，帮她收拾家，搬搬东西，就像自家人一样。
郭婉莹的子女全部去了海外，他们多次要求郭婉莹过去与他们同住，她拒绝了，留在上海。在上海一个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她坚持一个人独立生活，并以精致的妆容见人，安详、体面，干净。直到她离世的最后时刻。松林一直在照顾她。
有一天，她想吃小馄饨，让松林去买。松林说外面肉馅太脏，还是买肉回来自己做干净的。郭婉莹叹了一句，我早就不是从前的少奶了啊。等松林做好了小馄饨。她已经没有胃口吃了。 1998年9月24日，近90岁的郭婉莹去世。
“去世的时候，她一定是难过的，因为我为她洗脸的时候，擦到了她的眼泪。”松林说。
1990年，郭婉莹在去世前几年，曾经回到了阔别70多年的澳大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81岁生日。她去看了她8岁时离开的老房子，依稀还记得在离开前，她对小朋友们说，爹爹要带着全家到一个叫“上海”的中国餐馆吃饭。
上海，对那个穿着蕾丝裙子，有着恬静额头的小姑娘，是多么遥远啊。 这一次，在澳洲政府特别举行的仪式上，她被给予迟了近一个世纪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然而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
纵观郭婉莹的一生，不因出身富贵而娇，不因生活苦难而乱，安静从容；尽管年华逝去，财富散尽，刻进骨子里的优雅高贵却是时间带不走抹不掉，超脱人世间。
岁月流转，该逝去的已经逝去了，包括青春和梦想，连叹息声都遥远了。可是该留下来的应该留下来，比如沉思和清醒。红朝的大幕摇摇欲坠，即将落下，看客如我们，看走眼睛的，还有几人？
参考资料：
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 2009 作家出版社Sophie Loy-Wilson：《上海名媛郭婉莹与澳中那段尘封的历史 》
作者:陈洁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14/n98398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