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八十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可谓是风云人物。前者，从一个“穷棒子”出身，到啸聚山林的土匪，到称霸一方的“东北王”，再入关与直鲁皖诸系军阀合纵连横，逐鹿中原，有问鼎天下之志，其胆识豪气勇悍，非常人所能及！后者，先是宣布东北易帜，后是丢弃东北，继而西安事变，终而软禁半生，以百余岁之长寿，引后人千年之感叹……

一、张作霖一死，张学良便滥杀名将自毁长城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

张作霖的江湖本领，张学良不置身其中是学不到的，而且，“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民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见《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着，2008年，远方出版社）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须知，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讬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二、日军入侵，张学良多次拒绝抗日失地资敌

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拚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拚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拚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凡是属于上述三种情形者，都是民贼。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拚死抵抗三个月，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改变看法，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狮子大开口，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

此其时也，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以继续“羁縻”！

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内容是——“节节抵抗”。况且，“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

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够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以严明军纪国法，可以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也断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九一八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张学良面对自己父亲都极力敬仰的前辈，不敢耍个性，但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因为，对于富有实力的张大军阀张少爷来说，他若抗日，谁阻止得了？！他若不抗日，谁又指挥得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见《我认识的鬼子兵》、《东条英机全传》等书）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这也说明：只要真敢抗日，无人能够阻止！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何以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们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有血性的男子都不会把它当一回事。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大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管它什么东北？！他们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张学良幕僚王卓然回忆说：“张的毒瘾很大，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而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给正常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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