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非法政权，不遗余力地且迄今都未停止地通过媒体、教育等多个方面，向中国人灌输如下观念 ：“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事实当然截然相反，1949年前的中国，即便是民国时期，也要远比中共治下的中国美好、文明。

在中共多种形式的洗脑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荒诞的事情。本篇说说文革的“忆苦思甜”活动。按照中共官方的解释，“忆苦思甜”就是回忆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想想“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感恩“毛太阳”和“英明”的党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吃“忆苦饭”。

所谓的“忆苦饭”，在中共语境下指的就是“旧社会”穷人饭食的模仿品，主要安排在传统新年、“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家人的生日或学生下乡劳动时食用。一般由学校、单位烹制，也有的是到农村请农民烹制，等等。当时人们认为“忆苦饭”越难吃、“忆苦思甜”的效果就越好，所以饭食的材料都是比较粗劣的食材，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用麦皮和玉米面混合后蒸成窝头；有的用烂菜叶、野菜等煮成米糠；还有的加上泥巴、沙子、煤炭等，有些做的连猪都不愿意吃。

吃“忆苦饭”前，先要听忆苦报告和唱“忆苦歌”或看“忆苦戏”，会请一些老农民现身说法，深情并茂地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听得人们留下热泪，再去吃“忆苦饭”好感同身受。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常常出现一些意外：老农民无意中透露出“旧社会”比“新社会”好，有的“忆苦思甜”活动还颇为好笑地变成了批评当下中共制造的苦难。

平时的家常饭比不上“忆苦饭”

据《极左笑泪录》中记载，1970年，中共一支军队开进了某地双窑公社最为贫困的窑前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搞“两忆三查”，先是忆苦思甜，接着是大批判，最后是军民同吃“忆苦饭”。“忆苦饭”是军队炊事班做的，用麦麸面、菜叶、豆渣搅和而成。火到饭熟，竟然也是焦香四溢。饭锅揭开，农民们举着碗盆蜂拥而至，转眼就把“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军人们一看一个个傻了眼。军队的指导员走过来，对大家进行现场教育：“同志们，请看看贫下中农觉悟多高，自觉地抢着吃‘忆苦饭’，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

站在一旁的老农民王宝林打着饱嗝连连摆手：“别学习别学习，我们平时吃的家常饭不比这强，还舍不得吃饱。今日子算是放开了回肚子！”

听完这一席话，军人们全都愣住了。指导员也不知说啥好了。

农民们为地主“评功摆好”

网上有中学时曾在农村插队的单若水撰写的《忆苦思甜 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文中提到，受中共洗脑的他和伙伴们在农村的“忆苦思甜”会上，非常希望能听到“老贫农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刻骨仇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作文课上，在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上写出高质量的“访贫问苦”报告。

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被请来做报告的农民们往往以抽象的“旧社会很苦，地主老财压迫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开头，但在讲到具体事例时，不仅听不出什么压迫和剥削，更像是在为地主“评功摆好”。

比如文章提到一次在一个生产队，他们找到了一位“三代老贫农”，并启发他回忆地主的罪恶。可这位农民却说自己“不敢喧谎（注：当地方言，意思是撒谎）”，“人家说起来也对我不错”。作者和伙伴们没办法，只好以老贫农的口气，代他来“控诉黑暗的旧社会和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来应付作文和黑板报的需要。

再如作者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忆苦思甜”，才发现很多人只是在那里闲聊，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诉的苦”，大家都在走个形式。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叫子德的农民被大家起哄，让他说说他的腿是如何让“万恶的旧社会”致残的，作者也提起了兴趣，但子德就是不说。僵持了一会儿，大家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别处。后来作者才知道，子德的腿和“旧社会”的“万恶”一点也没关系，而是自己出轨偷情被发现后，逃跑时摔断的。

在农村时间长了，作者发现在一次又一次的“忆苦思甜”会上，几乎见不到有老人们出面诉苦。他们不是说年成太久忘了，记不起来了，就是说，当年也说不上苦，人家工钱没少给，好吃、好喝的待承着。有的还干脆回忆起当年东家的好处和恩情，弄得这些干部下不了台，只好说他们是老顽固，“没有阶级觉悟，被地主富农的小恩小惠迷惑了”。

没办法，中共的干部们就找这些“老顽固”们的后人们出面诉苦。在这些没有真正经历过过去生活、又被中共洗脑的他们口中，地主们成了“吃穷人的骨头、喝穷人的血”的罪人，一件件被炮制的“血海深仇的家史”就这样呈现在众人面前。尽管这些被炮制的内容在台下被知情人悄悄地反驳、讥笑，当事人长辈也成了众矢之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出现在中共媒体上，成为了中共洗脑的新材料。

“再苦也苦不过六零年”

署名肖江的《“忆苦思甜”与“忆苦饭”》网文中也讲述了七十年代在儿时跟随父母下乡劳动时经历的“忆苦思甜”会。他们全家去的是距离淮河北岸大约二十公里、名叫“东南湖”的地方。在乡村读小学的肖江，除了每天的功课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洗脑活动，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批林批孔”等，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以及“反修防修”，“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等口号几乎成了小学生们的口头禅。

在他的记忆中，学校每一学年，特别是过年过节前，都要请一些贫苦农民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刚开始，大家还能够认真听，但由于请来做报告的农民大多没什么文化，除了骂地主外，几乎没什么实质的内容，学生们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常常在下边聊天、睡觉。报告会也因此不得不草草收场。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忆苦思甜”活动被彻底取消。

大约是在1974年中秋节，一个老贫农又被请来做报告。有意思的是，在讲到自己受冻挨饿的悲惨经历时，他突然冒了一句：“再苦也苦不过六零年啊！如果不是偷了生产队一口袋粮种，我这条命就没了。”坐在下面的老师和学生惊得目瞪口呆，校长赶快将其请下了台。

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60年正是三年所谓的“大饥荒”时期，由于中共浮夸风盛行，上下瞒报，中国至少有3500万到4500万人饿死，而这样的惨剧前所未有。老贫农无意中的一句话，透露出的是骇人听闻的惨剧。

因为出了这样的“大事”，学校的报告会取消了，但吃“忆苦饭”却开始了。肖江记述了一次放寒假前的吃“忆苦饭”的活动。由于担心吃出了问题，学校做的“忆苦饭”的粥用的是大米和青菜，窝窝头里也没有掺糠，只是在玉米面里掺了些干菜。结果学生们都觉得好吃，现场出现了“一碗难求”的场面。学校领导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吃“忆苦饭”感恩当下的教育目的落空。

还有《回忆文革时一场有趣的“忆苦思甜”大会》一文也透露了“忆苦思甜”大会中出现的滑稽场面。那时作者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学校请来了60多岁的贫农李大爷来做报告。李大爷不识字，所以念不了学校特意给他写的发言稿，就自己随口说了起来。

李大爷先讲了“旧社会”因为家里穷，爹妈生病，所以不到10岁他就出去要饭了。有一年冬天下雪时去地主家要饭，被开门狗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当讲到这里时，校长带头喊起了口号。

但是没想到的是，随后，面露得意之色的李大爷话锋却亦转，表示：刚才说的是最倒楣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常发生，有时我们要饭的也会很走运呢！有不少地主富农其实也很好心，常给我们热饭热菜。有一次，我们村里最大地主家的漂亮丫头，还夹了一个香喷喷的荷包蛋给我呢！

尴尬的校长马上和李大爷耳语了几句，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跑题了，“忆苦还没完呢”。接着说道：“其实最苦的时候不是解放前，而是三年苦日子的时候。58，59两年田里多好的禾谷呀，可惜搞人民公社，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没人去收割，全烂在田里了。60年开始没有饭吃，那可比旧社会苦多了，旧社会还有地主富农，解放了要饭，大家都没吃的，你找谁家要去？”

透露了真相的李大爷自然很快被请下了台。而学校老师们则告诉学生们，不要写李大爷的报告了，让大家回家找父母“忆苦思甜”。

在“忆苦思甜”会上透露大饥荒真相的绝非上述两地，《变了味的忆苦思甜大会》一文也讲述了1964年11月发生在新庄大队“忆苦思甜”活动中的事情。一个叫李秀英的农民诉苦中提到她家一家五口，在1960年饿死三口，包括公公婆婆和丈夫，而公社马书记和几个干部却在大队食堂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李秀英趁人不备去食堂偷了个馍，却被马书记发现，强迫她女儿陪睡才可以拿走馍。李秀英恳求说女儿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自己愿意陪他睡。但是马书记看到瘦得不成人形的李秀英的身体后，将她骂走。没有将馍带回家的李秀英，回家后放声大哭。

而在活动中，利用职权侵害全村很多女人的马书记被农民暴打。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一棵树上，随后的诉苦会变成了“批尸大会”。

“忆苦戏”后的搞笑

几年前大陆共识网刊登的一篇题为《“忆苦思甜”众生相》的文章，除了介绍“忆苦饭”外，还提及了“忆苦戏”，即在吃饭前演几个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文艺节目，如“白毛女”。不过学校里无法演出那样的大戏，只能演一些小节目，表演“妈妈却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的凄惨场面。即便如此，一些学生也会不时搞搞笑。

一次，学校排练《不忘阶级苦》，选出全班最高最胖的同学演地主，他穿着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来的长袍马褂，拄着手杖，带着一群跟班登场，演到“地主狠心，抢走了我的娘时”，那胖子潇洒地一举文明棍，几个男同学一拥而上，把那演“娘”的女同学生拉硬扯拖下了场。以后这一场景在学校广为流传，大伙儿经常背着老师，在哄笑声中重演这出“抢走了我的娘。”

结语

上个月，中共自由派元老、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去世，他在生前的日记中记述道：土改的时候，贫下中农不肯分地主的地，说这是丧天良的事。而从中共搞的“忆苦思甜”活动中不经意透露的真相，也证实了李锐日记所记不虚，证实了传统农村地主的形象，并非如中共宣传的那般，并非是“凶狠、残暴、贪婪”的代名词。

其实，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地主阶层，也就是田地所有者，在农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大多受过教育，因此不仅承担着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担着灾年救济百姓、修建公共桥梁等设施、解决乡邻矛盾的责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双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么剥削的问题。当时“地主”的称谓蕴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羡慕，没有丝毫的贬义。

但是随着中共建政后的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数十万地主和家人被杀，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农村传统意义上的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中共政权也达到了其对农村控制的目的。

不仅如此，中共经过几十年负面的宣传与政治运动，对民众进行洗脑，使“地主”成为一个贬义词，使民众脑中留下了是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等地主“欺压百姓”的恶劣形象，“地主”也带上了浓烈的负面涵义。

而被中共欺骗的贫苦农民们，除了在土改时尝到一点甜头外，其余岁月则沦为二等公民，很长时间不得离开农村，生活也是越来越糟糕。大饥荒时饿死最多的正是农民。这也是他们“忆苦思甜”时为何脱口而出的是这段经历，因为这段经历最为惨痛，这无疑是对中共莫大的讽刺。

现如今，被中共欺压的中国人中，广大的农民依旧活在最底层，承受着最为深重的痛苦。如果今日中共再开什么“忆苦思甜”会，中共当是千夫所指，没有人会质疑，正是因为有了中共，中国人才如此“苦”；而没有了中共，迎来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才会真正拥有甜蜜、幸福的生活。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3/12/n111082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