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孙中山先生受军阀制肘而无法推展护法大业的时候，为争取国际同情乃致电苏俄，贺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苏俄方面当时正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为了寻求国际友谊和发展共产势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国活动。苏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多次接触孙中山或其代表。为了帮助中共找到可资联合的朋友，苏俄建议孙中山“联俄容共”，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
苏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谋求与国民党联合前，即己试探过与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的合作。在争取朋友、减少敌人的考虑下，孙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认“联合”，即允许中共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遵守党纪，不得公开批许国民党。以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为乌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为己用。但是，由于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例如给了苏俄顾问太大的权力、对中共党人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及时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中共怎样坐大？
湖南省的中共农民协会武装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谭平山、李大钊等3人为中共党员；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林伯渠、毛泽东等7人为中共党员。而中执委属下9部，只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为中共党员。可是这些中共党员人数虽少、能量却大。
谭平山控制的组织部，多派共产党员往各地发展组织，故广东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成立了5个县党部，却全为共党所控制。
工人部长廖仲恺虽是国民党员，然同情共党，因兼职多而把部务委之中共党员的秘书冯菊坡，故广州的工会悉数为共党所操纵，并可受苏俄顾问直接指挥。中共策划主持的“全国劳工大会”，几年间连续多次在广州召开，代表劳工50多万，决定《劳动斗争纲领》。
1925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当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农民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均为中共党员，故农民讲习所、农民协会、农团军，皆由共党控制。
有会员20万的广东省农协，连续两年在广州开代表大会，决定《农民斗争纲领》，开始利用农民从事武装暴动。中共在湖南省发动的农民运动尤为蓬勃，农民协会会员在1926年时就达130多万。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中共党员在校中充任要职，国民革命军组建时，有5个军和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担任。
地方党务凡是由中共党员所负责者，即发展共产党务。国民党改组后，中共对各地执行部的权力争夺，更是不遗余力。中共党员人数，1921年“一大”时只有57人，到1925年“四大”时也不过近950人，但1927年“五大”时即猛增至5.79万人。（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香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国共合作本质上是苏俄和中共机会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凭借国民党的躯壳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
斯大林曾谓中国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出版社，2000年，台北），最后攫取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北伐开始后，中共一面在工农中大肆运动、发展势力，一面分化国民革命军，把可能的势力拉为己用。为了阻止蒋介石东进上海和江浙财团结合而可能摆脱苏俄，中共在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并计划以武力对付北伐军。
在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发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特别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例如1927年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可以号召的群众达一千万之多。
中共依靠痞子、惰农等流氓无产者，在农村搞暴民政治、红色恐怖，没收地主土地、掠夺私人财产，随便打人、抓人、游斗人、杀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严重侵犯了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破坏北伐军的后方安定，动摇了北伐军心。
从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证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确实是心怀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就非常详尽的规定了怎么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中也尽力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p44－54，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苏俄和中共这种不合作和捣乱的做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抗。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志，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国民党在北京等地查获苏俄赤化中国的大量档案证据之后，坚决采取了以上海“4･12事件”为标志的清共措施。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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