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天下不乱的恐怖大亨

（接上篇）1960年11月，格瓦拉终于在北京见到了他崇拜的毛。毛在中南海勤政厅和他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还请他吃了饭。他向毛赠送了一本他写的关于“游击战”的书，据说，毛也回赠了一本他签名的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

受到极大鼓舞的格瓦拉，决意向世界输出他的“游击战”，武装夺取政权。但他无论在非洲还是在南美，都屡战屡败。他的“建立多个游击中心，推翻现政权”的世界革命理论，听起来鼓舞人心，却是让追随者死无葬身之地的海市蜃楼。最后连他自己也死在异国的丛林中。

出走刚果遭遇惨败

1965年4月格瓦拉来到了刚果，但不久便和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闹翻了，只好孤军作战。而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

格瓦拉本想利用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灌输古巴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共产党游击队。但终因“水土不服”导致失败。

他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后，拖着病躯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逃离了刚果，但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

死在玻利维亚丛林里

1966年至1967年间，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打游击闹革命”。然而，当地民众根本就不接受他的拯救，他招募不到新兵，也没有给养。格瓦拉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甚至连玻利维亚共产党也不协助他。


那时玻利维亚民选总统刚上台一年，玻国开始有了议会和新闻自由。当时煽动推翻新政府的格瓦拉上下不得人心。他只有50人的队伍风餐露宿，缺食少药，只能靠扣押农民、甚至烧杀掠夺获得食物，最后被农民举报抓捕，被政府军枪决。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全球聚焦古巴导弹危机。在这场冷战时期美苏最严重正面对抗的政治、军事危机中，格瓦拉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还要狂妄得多，他丝毫也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他扬言：“我们的人民正准备在原子弹下牺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为新社会奠基。”

当苏联试图在古巴部署核武器时，他是古巴高层中态度最积极的。当赫鲁晓夫主张美苏和平共存，撤走导弹，美国也解除了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危机平息后，格瓦拉大失所望，他怒斥“美国人想消灭我们的身体，但赫鲁晓夫的退让却毁灭了我们的精神”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反唇相讥：“我们看见你们准备漂亮地死去，但我们相信这不值得漂亮地死。”

1962年10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保卫古巴革命》，对赫鲁晓夫明智的妥协嬉笑怒骂，极度蔑视，这引起意共、捷共的公开批评，但却受到格瓦拉的热捧。

在1964年12月的联合国演讲中，一身绿军装的格瓦拉在台上杀气腾腾地吼：“和平共存不能只存在于强权国家之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不存在和平共存！”

1965年2月，他在哈瓦那拉美青年大会上说：“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格瓦拉不愧是毛的好学生，与毛的“死3亿中国人也要打核战” 如出一辙！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连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都对格瓦拉的极端冒险无奈摇头。

输出革命的炮灰与国际恐怖浪潮

由于媒体的宣传力捧，格瓦拉“无私奉献”劳苦大众的精神“感动”了不少人。借格瓦拉之死，大力鼓吹了社会主义思想，加速了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暴力革命。特别是在60年代末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像化的革命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狂热盲动的激进青年纷纷起而效仿。

中国的“红飞蛾”

中国的红卫兵们也把格瓦拉视为精神偶像。对于文革狂飙中的青少年来说，“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红旗插遍全球、解放全人类”之类的洗脑灌输是刻骨铭心的。1968年底，老毛一挥手把红卫兵赶到穷乡僻壤劳改，格瓦拉的日记和传记在精神苦闷的年轻人中辗转流传，在知青心目中，“红色的切”不仅富有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而且充满浪漫情怀。在困顿迷惘中，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格瓦拉是可以效仿的光辉榜样。


在中共对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年代，他们跨越国境，抗美援越，加入缅共游击队。当年有些在云南下乡的知青就是怀揣着《格瓦拉日记》的手抄本而投身异国战火的。据记载：从1969年到1970年间，自愿赴缅甸参战的知青，昆明就有3000多人，加上从四川、新疆、内蒙、北京、上海等地远道而来的，总数达万人以上。滇缅公路上常年跑着载满大量武器和物资的中共军用车队，直接开入缅共根据地。血满复活的缅共武器兵力充足，与政府军展开了大规模惨烈的长期内战，历次战役都是知青连冒着枪林弹雨冲锋打头阵。

荒唐的输出革命让数以千计的知青战死他乡，而“中国的格瓦拉们”为之耗尽青春和生命的缅共早在1989年就分崩离析了。无名荒冢骨一堆，回不了故土的冤魂，只有无边的荒凉寂寞……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备受歧视冷遇，慨叹自嘲是扑火的“红飞蛾”。

恐怖组织应运而生

在左翼思潮蔓延全球的60年代晚期，发端于1968年学运、由激进分子演变而成的恐怖组织应运而生，名噪一时的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BR）、西德的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RAF）、日本赤军（Japan Red Army，JRA），都从70年代以后发动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恐怖袭击，认为世界革命的高潮已来，这是快捷速成革命理想的最佳途径。他们不择手段地制造惊天大案，引轰动，上头条，彰显威慑力，血腥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令人发指。

日本赤军就是从“反美反帝”的学生运动走向恐怖主义的典型。在国内遭镇压后，崇拜毛的赤军走上了比格瓦拉更广远的国际路线。在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地频繁活动了近30年，擅长劫机、袭击驻外使馆，以人质性命要挟，交换在押同伙并勒索巨款。赤军在海外一战成名的是1972年5月在以色列卢德机场的屠杀，造成24人死、80多人受伤，赤军也一跃为世界三大恐怖组织之一。

意大利红色旅以马列毛和切·格瓦拉游击中心论为指导，发誓要用最血腥的方式搞垮资本主义，他们开展城市游击战，曾一度专门射击政府官员的膝盖，使其从此再也无法站立——因为 “官员的残废象征着权力机构的瘫痪”。他们数次绑架保守派政治家和商界巨头， 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红色旅的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

西德红军派大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以列宁、毛泽东、格瓦拉为师，以南美的反帝游击队为榜样，梦想建造无剥削的平等社会，采用的手段却是抢劫银行、炸弹攻击、纵火谋杀等，还与境外的巴解组织联手呼应，东德秘密警察也曾对此团体的第二代施以援手。红军派最猖獗的是1977年史称“德意志之秋”的绑架凶杀活动，令德国人至今心有余悸。

除了中共，苏联、东德、古巴等都对一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有着明里暗里的支援协助，60—80年代也是暴力恐怖泛滥的时期。

拉美各地蜂拥而起的游击队，大多不过是重蹈格瓦拉失败的覆辙。后期作战手法如绑架、抢劫、爆炸等，与恐怖活动相似。这片饱经战火和血腥的土地，死伤惨重。1960—1996 年的危地马拉内战就导致20 万人丧生。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武装小组，通过奇袭等方式搞破坏，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不断摧毁现有制度，直至武装夺权。其吸引力是，不用漫长熬白头的循序渐进，出其不意地偷袭猛攻，逐渐被恐怖组织的青年所采用。那真是充满速胜幻觉、狂躁暴虐的年代。庄礼伟《遥想日本“赤军”当年时》中指出：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思想是现代世界左翼恐怖主义的理论源头。

“光辉道路”是秘鲁极左的毛派游击队，也是南美最大的恐怖组织。仅1992 年上半年，就制造了近700 起暴力事件，造成4000余人死亡。1996年12月17日晚， 一群“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恐怖分子占领了日本驻秘鲁大使馆，扣押400多人质，他们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格瓦拉主义”为指导。

来自委内瑞拉的“胡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在上世纪70～80年代策划并实施了多起恐怖大案。他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叙利亚情报机构、匈牙利政府官员、拉美激进学生、日本赤军成员、东德秘密警察、苏联克格勃、苏丹当权者等诸多臭名昭著的政府、组织来往，行遍欧亚非三大洲，是本·拉登之前的头号恐怖分子。“胡狼”1966年17岁时曾在古巴情报组织下边的游击战培训学校“马坦萨斯营”受训，那曾是格瓦拉训练各国激进学生搞颠覆政权活动的营地。虽然那时格瓦拉已远走他乡打游击，但格瓦拉一直是“胡狼”崇拜的偶像。他也喜欢戴贝雷帽、留着络腮胡，在刻意模仿追求外形上与格瓦拉的某种相似度。（未完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2/12/n101371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