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31日，有“巴西川普”之称的博索纳罗总统宣布，纪念“1964年3月31日事件”。他相信军方在那天的掌权决定，是因为当时的巴西社会，正遭遇严重而迫切的共产主义威胁 。巴西总统府发言人巴罗斯（Otavio Rego Barros）于2019年3月25日表示：“那个时候，全国军民同胞团结一致，拯救了巴西自由与民主的精神——假如当年军队没有挺身而出，今天的我们，可就享受不到这自由世界的空气！”

当年，在华盛顿的鼓励下，怀疑古拉特总统“准备全面倒向共产主义”的巴西军方，终于决定以“救国”为名发起行动——1964年3月31日，巴西政变军突然起事。几小时内，大批装甲部队就占领了两大城市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

1961年，古拉特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就访问了中国，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会面。当时巴西政府的亲北京姿态受到国内右派的反对，他们在美国支持下于1964年4月发动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军人政权上台后，以阴谋推翻巴西政府为名逮捕了以王唯真为首的9名中共新华社和贸易代表处人员。

王唯真何人？他出身于菲律宾的华侨家庭，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受中共宣传影响，经香港辗转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因为会外语而进了新华社，担任英文翻译和国际版编辑。中共建政后他长期担任驻外记者，当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国际部东方组组长，新华社河内分社首席记者、分社社长，兼任人民日报驻越南记者，1963年担任新华社驻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特派记者。

当王唯真来到巴西时，中共在拉丁美洲只有和古巴一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因此新华社和一些贸易机构就是中共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的渠道。中共的说辞是，在这9人的努力下，中巴关系迅速向前发展。

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新成立的军政府立即逮捕左派份子和共产党员，包括王唯真在内的9名中共新闻和贸易工作者被捕，并被关进了巴西监狱。当时有17个巴西著名人士，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吏，愿意出面为这9个中国人的无罪作证。由于他们拒绝前往台湾，1965年，在巴西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回到了共产中国。

于是，“9人事件”成了红色中国连篇累牍报导的对象，内容是9人如何赢得了巴西“友好人士”的同情，使巴西军政府始终无法对他们定罪，最后在祖国的声援下被“驱逐出境”。在他们回到到北京时受到李先念到机场的迎接，刘少奇、周恩来也接见了他们。至今中共仍宣传“巴西事件”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对国际反华势力斗争大获全胜的范例”。

然而，在王唯真回国后的第二年，1966年文革爆发，新华社一片混乱，不少领导被揪斗、打倒。1967年，王唯真被任命为新华社总社常务副社长、代社长。在任期间，很多新华社记者受迫害，在一些地方一些新华社记者甚至被戴上镣铐和久已不用的木枷准备处死。王唯真为了保护新华社、维持正常工作，向周恩来建议对新华社实行军管，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巴西亲身体验了军人接管政权的经历，让他提出这个建议。

好景不长，从1970年开始，王唯真又受到了迫害，他被打成了“反革命黑干将”，被关进牛棚，遭到隔离审查，并被批斗、抄家、关押和劳改。而长期审查和失去自由，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因受到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王唯真患高血压眼底出血、患癌症两次开刀。追随王唯真回国的父亲王雨亭也在此期间病逝。

王唯真一家的遭遇都很惨。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1957年被划成右派，在北大荒劳改时几乎饿死，文革中又被送去劳改。王唯真的姐姐王双游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文革中被批斗，受尽折磨与屈辱，后死于胃癌；她的丈夫入狱7年，受尽折磨，死在狱中。王唯真最小的弟弟王应凯，文革中在非人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后又转入精神病院。

显然，与1964年在巴西的牢狱生活相比，王唯真在中共政权下的遭遇更凄惨，而且还株连到家庭和子女。如果说在巴西他还有权利请律师，那么在共产中国，连一点正常的法律程序都没有，不但没有律师和诉讼程序，如果谁要为反革命请律师，那谁就得进监狱。如果说他在巴西反革命军政府的法庭上可以申诉，回到红色中国，却连自白的机会也没有。

多年以后，王唯真才知道，自己那渴望报效祖国的父亲虽然身为侨联秘书长，但却是长期被控制使用的。

2006年，王唯真去世。曾有人询问他的妻子陈萍：“王唯真生前是否很痛苦？我指的不是犯病的时候，是在正常情况下。”陈萍的回答是这样：“他痛苦时白天茶饭不思、夜里辗转难眠，他说，有无数只手拧他的全身，从皮肉拧到内脏。”

(看中国:http://kzg.io/gb3m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