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恒,中国近代新闻界的先驱之一。他是第一个报导西安事变的记者,第一个在美国取得新闻学硕士的中国人。他曾任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远东司司长,多次在国际领域首发新闻,引起轰动,获得了路透社内部的最高奖“金烟盒奖”。
1949年,他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邀请,不去台湾,也未接受其它新闻机构的高职。他选择留在大陆,把信任票投给了共产党。
1955年,赵敏恒被当作“国际间谍”、“敌特分子”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他对妻子和儿子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
民国明星记者
赵敏恒1904年在南京出生。1916年,他以江苏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当年同班同学有梁实秋、罗隆基、孙立人、吴国桢等。1923年,赵敏恒毕业后即官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取得硕士学位后归国。
1928年初,赵敏恒出任英文《北京导报》的副总编辑,也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情报处副科长兼秘书。同年8月,他加入英国路透通讯社,先后任南京特派员、汉口特派员,中国分社兼重庆分社社长,并兼美国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派员。“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际新闻社、英国每日电讯报、日本朝日新闻社、苏联塔斯社都曾聘请他发布新闻。
赵敏恒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性,曾经率先报导过几次大事件。例如,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日,赵敏恒根据去西安的交通中断等线索,加上自己对国内各派力量的了解,判断出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他向路透总社发电,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
1943年10月,“开罗会议”秘密举行。当时赵敏恒参加的路透社记者“访英团”正好途经埃及,他在开罗街上碰到了蒋介石的侍卫长,又获知多位苏联军政要员也在当地,再经美联社查证,得知罗斯福总统不在华盛顿。于是,他决定抢发新闻,由路透社发出的“开罗会议”的头条消息比美联社早了14个小时。
因此成绩,赵敏恒荣获路透社内部最高级的“金烟盒奖”,盒子上刻有他的英语名字“Thomas Ming Heng Chao”。他并被晋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1945年,赵敏恒创办了《星期快报》,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走还是不走
1949年,赵敏恒和妻子谢兰郁面临选择:共产党即将统治大陆,离开还是留下?
赵敏恒有名气,有才华,与国共两党都有互动,人脉甚广。他如果要走,有很多机会。当时,《香港日报》总编的位子等着他,新加坡《 星岛日报》总编辑请他加盟,联合国也邀请他去美国总部担任新闻官员。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三次催赵敏恒赴台,连机票都已订好。宋美龄也派她的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谢兰郁,劝其去台湾。谢兰郁的二姐和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丈夫登门劝说,希望妹妹和妹夫与他们一同离开,也可先到香港静观局势,但是赵氏夫妇都不加考虑。
赵敏恒在上海结交了不少左派朋友,其中有田汉和安娥夫妇。田汉对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他还说,周恩来也欢迎赵留下,并答应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当年在重庆时,周恩来曾多次宴请赵敏恒,请求他向路透社多报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况。
经过考虑,赵敏恒决定,哪里也不去,全家拥抱“新中国”。
什么都不懂
中共建政后,赵敏恒在家里坐了一阵冷板凳,并未等到周恩来许诺的“安排工作”。后来,在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邀请下,他回校任教,担任新闻系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
1955年,中共在全国发动“肃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复旦大学在清查特务时,为路透社工作过的赵敏恒被逮捕,罪名是“国际间谍”、“敌特分子”。赵坚决否认。
谢兰郁多次上诉、为夫鸣冤,结果被她任职的第60中学打成右派,送去青浦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她的右派“帽子”才摘掉。谢兰郁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救助流离失所的儿童。这些中共原先承认的功绩反而成了她的历史“包袱”,也被一起算账。
复旦大学后来查到了特务,但是市委书记柯庆施不同意纠正赵敏恒的案子,到了1960年,反而判处他8年徒刑,发配到江西新余矿山接受“劳动改造”,刑期从1955年关押时算起。
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去探监,惊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身体消瘦。妻子问他是否要上诉。他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他摸着儿子的头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
1961年1月6日,赵敏恒死在了劳改场,时年57岁。谢兰郁和儿子赶到新余矿山,看到了一口薄皮棺材。据说,赵敏恒是因为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后死亡。谢兰郁提出开棺见尸,不被允许。她再要求和赵敏恒一起劳动的犯人谈话,也被拒绝。这时,儿子对她说:“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母子二人带回了一条羊毛被,作为赵敏恒的遗物。后来赵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
赵敏恒从名记、教授变成了“特务”、劳改犯,家人的生活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拮据,谢兰郁开始变卖首饰和物品,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卖掉了。他们还不断搬家,房子越换越小,从复式的日式小楼,一直搬到了复旦农场的工棚。竹排编的工棚四面透风。赵维承回忆说:“屋中狭窄,我常躺在床上看外面农田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夜晚则数着天上的星星离去。”
1970年,打击又落到了赵维承身上。因为一群复旦教授的子弟在私下里“关心国家大事”,加上他的“出身”问题,又受到牵连,赵维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路透社没有忘记
赵敏恒走了,尸骨不知去向,死因未明。不过,仍然有人记得他。
文化大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可是赵已不在了。
1982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敏恒的案子做出结论:“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1993年,谢兰郁去世。赵维承将父亲生前的几件物品与母亲的骨灰合葬。
后来,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亲自来到赵家,慰问致意,并赠送赵维承两千英镑。他说,这是受路透社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因为本社有一笔基金,专为社员的家属解决困难。
中共为了“统战”之需,出版了《爱国报人赵敏恒》,说他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留在大陆而不去台湾,却不提他被诬陷和迫害致死的结局。官方媒体对赵敏恒的冤案也总是一笔带过。复旦大学新闻系设立了“赵敏恒奖学金”,但是,有多少复旦学子和中国人了解这位一代名记的遭遇呢?
对于赵敏恒亲属承受的痛苦坎坷,唯有在友人的记叙中才能看到一些真相。赵维承的好友在文章里说,政治给赵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百度百科里,关于赵敏恒的生平,最后一行概括了他在“新中国”的人生:“1955年7月因‘国际特嫌‘蒙冤入狱,1961年在江西逝世。1982年获得平反。”
这就是共产党对爱国记者的回报。
结语
赵维承说过:“对父亲我无能为力”。在暴政的魔掌里,哪一个不是被玩弄、利用和折磨的对象?劝赵敏恒留下的田汉,下场又如何?他登上文官高位,紧跟中共,最后被批倒批臭,被毒打羞辱,被逼下跪、舔尿,1968年孤独惨死。
红色风暴中,被毁灭的何止一颗明星?多少文化和科技精英,多少善良真诚的民众,满怀报国热情,却被诬陷、残害、株连九族,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被消灭肉体、摧垮精神。
赵敏恒的悲剧,是民族灾难史里的一页。今天,谎言仍在继续,“感恩”的红色宣传网还在试图把欺骗进行到底。若要结束苦难,唯有摆脱魔鬼的控制,找寻真相,才能不再迷茫。
参考资料:
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网刊《民间历史》。
淳于雁,“赵敏恒留守大陆的悲惨结局”,《澳洲日报》《不老屯漫笔》专栏,2013年5月18日。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7/n104308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