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65)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21 中国:进入黑夜的漫长征程
1949年3月,毛泽东严令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共产中国的镇压只是苏联老大哥做法的翻版吗?毕竟,斯大林的肖像在北京仍随处可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某些方面,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党自身内部的残忍清洗非常罕见,且秘密警察相对谨慎,尽管其领导人康生和出身延安的老牌共产党人从40年代至1975年康生死亡,持续在幕后产生影响。但在其它方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即使排除内战因素,中共政权也必须因庞大的死亡人数而被追责。尽管估计的数据颇具推测性,但很明显,共产党的行为直接导致600万至1,000万人死亡,包括数十万名藏人。此外,数千万名“反革命分子”在监狱系统内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漫长岁月。可能有2,000万人在那里丧生。这个总数应当加上恶名昭彰的大跃进期间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估计1959至1961年在2,000万到4,300万人之间。他们都是一场饥荒的死难者。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误导性计划,以及他可耻地顽固拒绝承认其错误、不允许采取措施纠正灾难性影响。如果看一看西藏种族灭绝的规模,答案再次是肯定的。“世界屋脊”约10%到20%的居民死于中共的占领。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可能有1,000人死亡,与相对近期中国发生的事件之规模相比,完全无足轻重。看到这一点,邓小平仍感到惊讶,明显有一种负罪感。很难说这些大屠杀是一场极端血腥的内战的悲惨后果,因为那场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具有暴力性,且到1950年,该政权已是根深蒂固。也不能说这是一段普遍血腥的历史之延续。在日本占领时期,饥荒或其它灾难并未随之而来,如果将其略过,就不得不回到1850至1875年才能找到类似可比规模的屠杀。尽管当时中国发生的事件颇具戏剧性,但当时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毛泽东暴行的普遍性或系统性,以及精心策划的性质。
谨以本章献给让.帕斯夸里尼(Jean Pasqualini,译者注:中文名为包若望,中共劳改营囚犯)(1997年10月9日逝世)。他向世界揭露了中国集中营的恐怖。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分析倍加重要。自1949年以来,北京政权已经统治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生活在红旗下的人。当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东欧抛弃共产主义之时,这个数字上升至十分之九。因此,很明显,现时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决定着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未来。北京几乎一直是马列主义的“第二罗马”。自1960年中苏交恶后,这一点开始公开化。但实际上自长征以后,1935至1947年,延安自由区诞生就已开始。韩国、日本甚至越南的共产党人都愿意撤退到中国,以巩固自己的实力。尽管金日成(Kim Il sung)政权的建立早于中共的胜利,并将自己的存在归功于苏联的占领,但亦将朝鲜战争中其得以幸存下来归功于100多万中国武装“志愿军”的介入。朝鲜的镇压是相当严格地基于斯大林模式。自延安后,毛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平壤的统治者所遵循的,不是毛主义的党的路线,而是毛主义的群众路线,即以极大努力来划分和动员全部人口。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坚持以永久教育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金对毛的话解释称:“群众路线就是积极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教育和再教育他们好让他们共同支持党的事业、依靠他们的力量并动员他们进行革命任务。”
更为明显的,是中共对1949年以后建立的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去过北京的越南领导人黄文欢(Hoang Van Hoan)的回忆录披露:从1950年到1954年日内瓦协议,许多中国顾问为越南独立同盟会培训军队和行政人员;从1965年到1970年,来自北京的约3万名士兵帮助北越军队打击南方。奠边府市(Dien Bien Phu)的胜利者武元甲(Vo Nguyen Giap)将军,间接承认了中共在1964年的贡献:“1950年以后,继中共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那里,汲取了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们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了自我教育。这是让我们的军队得以成熟,并促使我们接连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当时被称为工人党的越南共产党,在1951年的法规中提到:“适应于越南革命的现实,工人党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是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指出其所有活动方向的指针。”“群众路线”和再教育思想被置于越南政治体系的中心。延安发明的“整风”被译成越南语的chinh huan,成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凶残清洗的理由。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也得到了北京的大力支持,并试图实现毛泽东本人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尤其是接受了大跃进的思想。所有这些政权,如毛泽东政权,都因其靠军事起家而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永久性军事化。但朝鲜不太如此,尽管金经常吹嘘自己作为抗日游击战士的所谓英勇行为。在没有前线的中国,这种情况发生得最少。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体制中由秘密警察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中国总是由军队来扮演,而军队有时会自行采取镇压措施。(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10/n115117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