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今日之结局，也许正是昨日自己抉择的后果。这句话若用于评价周作人先生，大概是贴切的。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住在北平八道湾的周作人受传讯，当年12月被拘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受审，与他接受伪职一样，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法院原判徒刑14年，因胡适及北大校长蒋梦龄等人的斡旋，得以改判为10年。周作人在狱中虽失去行动自由，但未失去言论自由，依然从容笔耕，当然也未吃苦头。之后又因时局变动，实际服刑2年半即释放。

1949年1月，保释出狱后的周作人，因无法返回北平而流落上海，暂栖身在他的学生尤炳圻寓所的亭子间。尤宅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从这里向北，曾经是日租界。老一辈知道，1949年以前这一带颇有“东洋味”。周作人心念著新街口的八道湾，对上海的兴趣似乎不大。话虽如此，在上海短暂的日子里，他还是留下《横浜桥边》一文，只是孤陋寡闻如我辈，未能涉猎而已。同在这段时间内，胡适也在上海。这是因北平沦陷在即，介公“抢运学人”的计划在实施中。胡适与周作人惺惺相惜，深知周作人在中国文化方面功底深厚，兼又熟悉古希腊与日本传统文化，数次电话邀见周，意在挽周同赴台湾。何去何从？周作人面临一次重大抉择。周作人若到台湾谋一教授席，以他在文坛的声望，当然不成问题。可惜胡适的热心，每次都为周婉拒。

尤其是古道心肠的俞平伯。1946年周作人陷刑事审判时，俞平伯即力促胡适设法帮助周作人。在上海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俞平伯依旧想成全周作人，催促胡适联系周作人。当发现周作人完全没有赴台的意愿时，俞平伯无奈地对胡适说：“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那些与旧政权关系很深的朋友，比如你适之，他可能不想有更多牵扯”。胡适眼看无望，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大陆。从此，这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永久断裂了关系。

二

俞平伯说“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此一说恐非空穴来风，但很少有人注意。周作人与俞平伯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朋友之情。俞的散文集《燕知草》有周作人题写的跋，其中有周对明代公安派文风的精彩评价。1936年林语堂赴美前夕，朋友相聚饯行，画家汪子美以此为题画成漫画《新八仙过海图》。画中俞平伯成了蓝采和，靠得最近的周作人成了张果老，林语堂则是吕洞宾，当然还有其他朋友也成了画中仙。周、俞之关系由此可见，俞评周对新政权“抱有希望”，当然不是信口开河。

事实上，周作人与中共“新政权”的交往，可推溯至上世记20年代初。早年在日本留学开始，周作人与著名小说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有深度交往，遂接受新村主义思潮。回国后又在《新青年》上撰文专谈新村主义。新村主义作为乌托邦的一种，源于法国，系无政府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杂合物。巧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当初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读过《新青年》上周作人的文章，也曾将新村主义奉为圭臬。1920年4月7日，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的毛泽东，专程拜访周作人。当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毛泽东君来访”几个字。周作人与中共早期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是私交甚厚。李大钊被捕后受绞刑而殁，周作人曾寄予深切同情。此后李之遗稿是他保存，李之子葆华亦获他掩护约一个月。李大钊生前极力传播共产主义，向知识界解绍苏俄“十月革命”，宣扬苏俄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客观而言，斯大林是上世记与希特勒、毛泽东并列的极权主义三大魔头，共产主义完全是人类最恶毒、最阴暗的邪教。李大钊的行为无疑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对苏共灭绝人性的滔天罪恶作掩饰。对此，历史早有公论，毋须赘言。

周作人在出任伪职期间，与中共地下党依然有联系。周帮助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赴延安，临别时嘱咐：“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对他带好”。李之另一女炎华，也曾获周作人经济上的帮助。炎华的丈夫侯辅庭，靠了周作人才在沦陷后的北大临时当职员。侯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周在事先同样是清楚的。“五·四”以来，周作人在文坛光彩夺目，其后人们为他在日寇侵华时期出任伪职而扼腕叹息，而他与中共的关系，在大陆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中缘故不难琢磨。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使周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

1949年7月4日，出狱后的周作人，给“新政权”写了一封约6000字的信，信是写给周恩来的。信末写着：

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毛泽东当然看过此信。次年，周恩来将信交文化界的郑振铎、沈雁冰等人，作家唐弢也看过信的原件。据唐弢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谈到，信的内容分两部分，一是表明自己对“人民政府”（新政权）的看法，二是为自己辨解，希望能回八道湾寓所（其时北平大概已改称北京）。“用旧时新闻记者的笔法，前者叫‘拍马屁’，后者叫‘丑表功’”（见唐弢《关于周作人》，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5月号）。不久，周作人获许他回八道湾的指示。他欣喜地告诉朋友：“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那口气里流露出的，竟是诚惶诚恐的低声下气。

三

周作人写给“新政权”的那封信，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资料。这封信今在何处，似乎没人提过。看过原信的人早已作古，当然也不可能作认真分析。唯有体制内作家唐弢，文字婉言传达了周作人催眉折腰的“拍马屁”。这使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画家陈丹青的书上，有一帧照片，与此恰成鲜明对比。照片上正是日寇投降后，周作人行走在被警局传讯的路上。那画面上，个子不高的周作人，一袭淡色长衫，意态翛然、神情自若的名士风貌，哪里像是被警局传讯？近靠他身旁的，是拘押他的民国警察。看那警察头戴大盖帽穿着短裤，倒像是周作人的随从或听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名人的所谓气场吧！

回到八道湾的周作人，似乎想对“新政权”表示自己臣服的忠心。1952年，他一反当初带有反抗色彩的文字风格，写出《伟大的祖国》一文，文中说：

在这样伟大的祖国里面，能够当一个人民，这也是够光荣的事了，现在我们的义务是要怎么的来报酬这光荣，至少也要自己保重不辱没了这光荣才好。（原载《亦报随笔》1952年1月7日）

“新政权”的累累罪恶，早已罄竹难书，此处毋须赘言。周作人对“伟大的祖国”或“新政权”的讴歌，与在北平因汉奸罪被传讯时相对照，反差实在太大，简直判若两人。可惜1949年后，急于歌功颂德的文化人批量涌现，哪里轮得上你周作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周作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对于这一致命的判决，周作人难道也茫然无知？周作人也许不清楚的是，1949年他给“新政权”写的那封信，已是稳坐江山的毛泽东，看后撂下一句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其中“养起来”三字颇值得玩味。一猫一狗一宠物皆可“养起来”，对老人也可“养起来”，周作人究竟归哪一种“养起来”？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回忆起50年代前期，弟兄二人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相遇。简单的寒喧之后，周建人已意识到：“……知道他（周作人）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1期）。

周作人对“伟大的祖国”的歌颂，声音显得太微弱，几乎没人在意。终于他也就死了心，退而当一名“隐士”。周作人在暮年的贡献，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一部古希腊《卢奇安对话集》与一部《伊索寓言》，其译笔自然无可挑剔。1955至1959年，出版社按月向他预支稿酬200元，1960至1965年每月增至400元。这段时间内，先是张东荪大祸突降，接着是“胡风集团”遭全国性围剿，然后是俞平伯、胡适被公开批判，之后又是翻天覆地的整风反右斗争。这一切，周作人虽无法公开发声，但私下不该没有自已的价值评判。然而他选择了装聋作哑，一概充耳不闻、视若无睹。鲁迅曾在《隐士》一文中称：“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周作人正是这样的“隐士”。

殊不知，苟且在“新政权”之下的“隐士”周作人，无论怎样装聋作哑，也是躲得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暴发，周作人的稿酬中止。其子周丰一于1957年被划右派，降薪几级。全家八口，仅靠在中学教书的儿媳张菼芳，每月70元的收入维持。政权更换时留下来的文人学者，早已各自西东、自身难保。出版社与他直接联系的，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出版社女编审文洁若。周作人在文革中的凄惨遭遇，我们只能从文洁若的文章里窥知一二。

红卫兵冲击周作人寓所，是1966年8月的某日。年迈的周作人，中午被红卫兵拖到院子里，遭棍子和皮带没头没脸的抽打。在红卫兵的眼里，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与当年的文坛盟主，根本不算人，而是十足的“牛鬼蛇神”。周作人没有被活活打死，一是因红卫兵女头目上午光顾时，勒令周丰一交出手腕上名表。作为“摘帽右派”的周丰一，当即默默奉上。所以这头目发话：“不要打头，要留下活口交待罪行”；二是周丰一中午回家，见老父已被打倒在地，苦求代老父挨打。结果是丰一右腿被打断，当即痛得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孙男孙女全跪在院子里，哭着目睹这场永久铭刻在心中的灾难（参见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原载《读书》1990年第6期、《随笔》1991年第5期）。

从这一天起，周家寓所被红卫兵占据，周作人只许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两腿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卧倒在地。再后来，周作人只能躺在铺板上残喘。饿了时，喝点玉米面糊糊就著臭豆腐充饥。走到这一步，受尽凌辱的周作人，不知是否回想起曾经与共产主义头面人物的交往，是否回想起低声下气给“新政权”写的那封信，是否回想起胡适在离开上海前，曾力邀自己同赴台湾的诚意。捱至次年4月底，这位曾经“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苦雨斋主人，屡屡对丰一哀告：“我已是生不如死，不想再连累你们大家了……”几天后，丰一从单位回到家，发现老父早已断了气。

四

一直以来，大陆知识界将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视为他个人历史的污点。当然，为之惋惜者，也不泛其人。惋惜的理由认为，周之出任伪职，乃是事出有因。譬如“因家室所累”，譬如“因1939年元旦遇剌所受惊吓”，譬如“因蒋梦龄校长曾委托周作人等4人留守北大”等等。这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曾引用过南宫博为周作人辨护的一段文字——没有在搜寻原因上努力，而是直抒胸臆的将心比心：

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见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原载1971年5月9日《中国时报》）

字里行间有一种类似宗教宽容的情怀，联想起他平实淡泊、不枝不蔓、流水行云的文字风格，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为之扼腕叹息，正是人之常情。然而在我看，周作人对共产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的同情，又充当李之遗稿保存者，甚至对“新政权”既抱希望，对“新政权”的作恶却装聋作哑，还有他对“伟大的祖国”的阿谀之词等等，恰恰是周作人一生中最不值得原谅的污渍，又怎么能成为对周作人应当网开一面的理由呢？

梁实秋在文中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他（周作人）也曾写信给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是他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见《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当然，“和日”也罢，“和共”也罢，对周作人而言，一切早已成过眼云烟。但后来者应当明白，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周作人晚年的巨大灾难，恰恰是此前他对“新政权”主动抉择的结果。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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