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 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一劫,而且先后当了县委书记,党校校长。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没有打一个右派,后来在胡耀邦时代,还做了一个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经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错案达到7700人。他所在地区的右派完全一风吹,没有遗留一人。许多疑难死案,在他亲自处理下,得到平反。他被当地的人称为“青天”。他在调离该地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自动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余人。但是,说起反右来,对于反右运动,他说,有些人,确实没有打错,比如,那个葛佩琦……他要杀共产党人……
的确,反右运动的第一枪,就是射向那个“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
那么,“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错没有呢?
幸好我专门写过《千古奇冤葛佩琦》,对于葛佩琦的冤案还能够说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与众不同地方是,他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话,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诬陷、栽赃、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无中生有地报导说:葛佩琦讲“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载《人大周报》的文章时,再锦上添花说:葛佩琦讲“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政治学院讲话时,再加了一码,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一个全国最反动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个要杀“成千成万个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少将军官葛佩琦,闪亮登场,为发动反右运动取得了合法性正义性,为动员全党全国向右派份子反击打开了突破口。
葛佩琦,一个最反动的右派,一个右派的典型,一个历史符号。既然连上面我说到的那位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来龙去脉,那么,我建议编者把我2005年发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发表。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极右派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增加了我对葛佩琦的兴趣。
1957年“无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份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份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若悬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合,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
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做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
为了打消入会者的顾虑,使大家踊跃发言,党委书记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他还补充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方针。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产党会乔装蒙骗国民党,却不懂得共产党还会乔装蒙骗老百姓和知识份子。
3天后,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的发言。葛佩琦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岂能没有意见?所以他的开场白别有潜台词:“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一个“混”字包含了不尽的辛酸苦涩。
葛佩琦在会上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份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
但在《人大周报》刊登的葛佩琦发言中,有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说“打倒”、“推翻”、“杀”这些词,听到了也会吓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说此话出自自己的口。(未完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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