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15）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 。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无论工人战线在战略上是多么重要、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它也只是内战中诸多内部战线中的一个。对绿军即反征用和征兵的农民的斗争，往往要重要得多。目前首次公开的契卡特别部门和共和国内卫部队报告，揭示了这场“肮脏战争”异乎寻常的暴力所造成的彻头彻尾的恐怖。这场战争已不再只是红白两军之间较为显著的冲突。契卡特别部门和共和国内卫部队的任务，就是惩处逃兵、镇压兵变和农民暴乱。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农民之间的这场决定性斗争中，恐怖政策被真正地制定出来。这种政策是基于对群众极悲观的看法。捷尔任斯基曾写道：“他们是那么的无知，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有人认为，对这些具有兽性的群众，只能用暴力，用“钢铁扫帚”来驯服。托洛茨基就曾用“铁扫帚”这个独特的比喻，来描述他为“清理”乌克兰、“扫除”由内斯托尔．马克诺及其他农民首领领导的“匪帮”而采取的镇压行动。

农民起义始于1918年夏季，在1919年和1920年变得广泛许多，1920年至1921年则达到高潮，暂时迫使布尔什维克部队稍稍撤退。

这些农民起义有两个明显的原因：不断地征用财物和红军强制征兵。对剩余农产品的肆意搜刮，是1918年夏季首波行动的特征。1919年1月，它被一种集中化和更精心设计的征用系统所取代。每个省、县、区和农村公社都必须向国家进行定额上缴。此定额是根据对收成大小的估算而提前确定的。除了粮食之外，定额中还包括20多种产品，诸如土豆、蜂蜜、鸡蛋、黄油、食用油、肉类、奶油和牛奶等。每个社区都自行负责收集。只有在全村上缴完定额后，当局才分发收据，允许人们购买制成品。即使这样，民众对制成品的需求也只有约15%得到实际满足。到此阶段，给农业收成的报酬多少只是象征性的。到1920年底，与战前金本位制卢布相比，卢布贬值了96%。从1918年到1920年，农业征用案例上升了三倍；农民起义的数量，尽管难以准确计算，但似乎也是以大致相同的幅度增加。

经过“帝国主义战争”三年的战壕煎熬，反抗征兵成为农民起义第二大常见的原因。这些起义常由绿军领导。这也解释了为何有成群的逃兵藏匿在森林里。现在据信1919年和1920年有300多万逃兵。1919年，契卡各部门和为打击逃亡而组建的专门部门，抓捕了约50万名逃兵。次年，这一数字升至70万到80万之间。即使这样，仍有150万到200万的逃兵（其中多数是极为熟悉地形的农民）躲过了当局的视线。

面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政府采取了更具镇压性的措施。不仅成千上万的逃兵被枪杀，而且逃兵的家人也常常被当作人质。1918年夏季以后，人质原则应用得越来越普遍。例如，列宁签署的1919年2月15日的一项政府法令，鼓动地方契卡从一些地区的农民中劫持人质。这些地区，铁路线的积雪清理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该法令称：“如果铁路线清扫不当，人质就会被枪决。”1920年5月12日，列宁向负责追查逃兵的各省委员会和分遣队发出下列指示：“逃兵自首的七天期限过后，对于那些背叛人民事业的不可救药之人，处罚必须升级。其家人和任何被发现以任何方式协助他们的人，都将被当作人质，受到相应的对待。”实际上，这项命令无非是在法律上认可了既有的习惯做法。尽管如此，士兵逃亡大潮仍滚滚向前。1920年和1921年，如同1919年一样，逃兵占了绿军追随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残酷得难以想像的战争。战争历时三年之久，在一些地区长达四年，甚至五年。

除了抵制征用和征兵外，农民们一般也会拒绝他们所认为的外来势力的任何干预，这里是指来自城市的共产党人。在很多农民看来，负责征用的共产党人与1917年鼓动农业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绝非同样的人。在红白两军之间不断易手的地区，混乱和暴力也达到顶峰。

负责镇压暴动的契卡各部门所写的报告，是一个特别好的信息来源，让我们得以看到这场游击战的许多不同方面。它们常常把农民运动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发的反抗和短暂的突发暴力事件，参与者人数相对有限，通常在几十人到一百人左右；另一类是大规模的起义，涉及数千甚至数万农民。他们组成名副其实的军队，能够攻城掠地，并通过一致的政治纲领凝聚在一起。此纲领通常带有无政府主义或社会革命党倾向。来自这些报告的摘录，让人得以对当时发生的事有所了解。

“1919年4月30日。坦波夫省。4月初，在列别金斯基县（Lebyadinsky district），富农和逃兵中爆发暴乱，抗议征集人员、马匹和征用粮食。叛乱分子高喊‘打倒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冲击和焚烧了该州的几个执行委员会，并以野蛮方式杀了7个共产党人，将他们活活锯成两半。在征用分遣队成员的要求下，契卡212部队抵达扑灭了这场富农叛乱。60人被捕，50人被就地处决；发起叛乱的村庄也被夷为平地。”

“沃罗涅日省，1919年6月11日，16时15分。电报。情况在改善。新霍皮奥尔斯克（Novokhopersk）地区的叛乱即将结束。我们的飞机投下炸弹焚烧了特列提亚克（Tretyaki）镇──土匪的主要据点之一。扫荡行动在继续中。”

“雅罗斯拉夫尔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Petropavlovskaya volost）的逃兵暴动已被扑灭。逃兵们的家属被扣为人质。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开始从树林里出来投降了。作为儆戒，34名逃兵被枪决。”

数千份类似报告，见证了当局与农民游击队之间这场战争的暴力之巨。这些暴力往往由士兵逃跑引发，但在报告中却被称为“富农叛乱”或“土匪暴动”。以上三段摘录显示了当局最常用的镇压行动类型：逮捕和处决从逃兵或“土匪”家庭劫持的人质；轰炸和焚烧村庄。这些盲目和不成比例的报复，是基于整个乡村社区共担责任的观念。当局通常会制定逃兵返回的最后期限。一旦截止时间到期，逃兵就会被视为“森林盗匪”，一经被见到，就会被枪决。民事和军事当局的宣传手册中都明言：“如果一个村庄的居民帮助森林里的土匪，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全村都将被烧毁。”

一些更普通的契卡报告，可使人更清楚地了解农村这场战争的规模。1918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仅在俄国12个省，就发生了44起暴乱（bunt riots），其中有2,320人被捕，620人在战斗中丧生，982人随后被处决。在这些暴乱中，还有480名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征粮队、红军和契卡的112名男子被杀。1919年9月，在目前可获得报告的10个俄国省份，有48,735名逃兵和7,325名“土匪”被捕，1,826人被杀，2,230人被处决，还有430名苏维埃工作人员与军人丧生。这些支离破碎的报告中，还不包含更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更大的生命损失。

这些起义可根据几个强度较高的时期来划分：1919年3月和4月，在伏尔加河中游与乌克兰地区；1920年2月至8月，在萨马拉、乌法、喀山、坦波夫这些省份，以及乌克兰。当时，乌克兰被布尔什维克从白军手中夺回，但其心脏地带依然被游击队的农民掌控。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农民运动虽然在乌克兰、顿河及库班河很大程度上处于守势，但在坦波夫、奔萨、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及察里津这些中部省份，掀起大规模抵抗的高潮。而20世纪一场最严重饥荒的到来，成为削弱这场农民战争强度的唯一因素。

1919年，萨马拉和辛比尔斯克被要求提供全俄征粮量的五分之一以上。1919年3月，正是在这两个富饶省份，自发的农民骚乱首次转变为一场真正的起义。数十座城镇被起义的农民军占领。到那时，这支军队已拥有3万多名武装士兵。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权失去对萨马拉的一切控制，长达一个多月。这场起义，使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白军分队得以加速向伏尔加河推进。布尔什维克被迫派出数万名男子，对付这支组织极为精良的农民军。它拥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各苏维埃自由选举、终结征用政策和“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体制”。这场起义结束后，萨马拉的契卡头目于1919年4月总结局势时提到，有4,240名反叛者在战斗中丧生，625人随后被枪决，6,210名逃兵和“匪徒”被逮捕。

起义之火在萨马拉看似被抑制住了，但就在此时，它又在乌克兰骤然爆发，强度无与伦比。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于1918年底离开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决定夺回乌克兰。乌克兰过去是沙皇帝国的粮仓，此时则供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乌克兰的征用定额高于苏维埃帝国的其它任何地方。若完成这些定额，数千座村庄就会陷入某种程度的饥饿。这些村庄已经因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占领而严重受损。此外，与俄国1917年底在农民社区分配土地的政策不同，布尔什维克对乌克兰的意图是，直截了当地将其所有大型地产国有化。这些地产是旧帝国最摩登的。这一政策，旨在把那些大型产糖和产粮区变成大型集体农场，把农民只是作为农业劳工，因此必然会激起反抗。此前，农民们在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军的斗争中，已经被武装起来。到1919年，有了数万农民组成的真正军队，由西蒙‧彼得留拉、内斯托尔．马克诺、米克拉．希赫尔伊夫（Mykola Hryhoryiv）、泽勒尼（Zeleny）等军事首领和乌克兰政治家指挥。这些农民军决心实施他们自己版本的农业革命：土地归农民、实行自由贸易、在“无俄国人或犹太人”参与的情况下举行苏维埃自由选举。很多乌克兰农民，一出生即受农村与城镇（多数是俄国人和犹太人）相互敌对的长久传统的薰染，很容易在俄国人、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三者之间划等号。这些农民后来都被逐出了乌克兰。

乌克兰的这些特质，解释了布尔什维克与乌克兰很大一部分农民之间冲突的残酷性和持久性。而另一方──白军的存在，又令政治和军事形势更加复杂。该军队同时受到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大地主回归的乌克兰各农民军的袭击。诸如基辅等一些城市，两年内就易手了14次之多。

首波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征粮队的大规模起义，发生在1919年4月。仅在当月，基辅、切尔尼戈夫（Chernihiv）、波尔塔瓦（Poltava）和敖德萨（Odessa）四省就爆发了93起农民起义。1919年7月的前20天，契卡自身的统计资料就记录了210起起义，涉及10万多名武装战斗人员和数十万农民。希赫尔伊夫的农民军，人数超过两万人，包括数个倒戈的红军分队，拥有50门大炮和700多架重机枪。1919年4月和5月，该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的一系列城市，包括切尔卡瑟、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他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临时政府，其口号很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意图：“一切权力归乌克兰人民的苏维埃”、“乌克兰属于乌克兰人，打倒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分配土地”、“自由企业，自由贸易”。拥有近两万名武装人员的泽勒尼游击队，占据了几乎整个基辅省，仅几个大城市除外。在“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口号下，他们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城镇和乡村，组织了数十起针对犹太社区的血腥杀戮。基于诸多研究，最有名的要属内斯托尔．马克诺的所为了。作为一支拥有数万人的农民军的首领，他支持一份同时带有民族主义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纲领。此前，数个农民代表大会上曾对它进行详细阐述，包括马克诺起义期间于1919年4月举行的胡利亚伊—波莱（Gulyai-Pole）农民工人暨反抗者代表大会。马克诺的追随者表示拒绝政府对农民事务的一切干预，渴望在自由选出的苏维埃的基础上实现农民自治。除了这些基本的要求外，他们还有一系列与其它农民运动所共有的诉求，诸如要求结束征用、取消税赋、给社会主义政党和无政府主义政党以自由、重新分配土地、结束“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体制”，以及解散特种部队和契卡。

1919年春夏两季在红军战线后方发生的数百起农民起义，在邓尼金将军部队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9年5月19日撤出乌克兰南部后，白军迅速挺进，而红军正忙着扑灭农民起义。邓尼金的部队于6月12日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iv），8月28日拿下基辅，9月30日又攻下沃罗涅日。布尔什维克撤退的同时，报以大规模处决囚犯和人质。布尔什维克此前仅在那些大城市建立了权力基础，而让农村落入农民手中。在仓促撤退中，经过农民游击队掌控的乡村时，红军小分队和契卡毫不留情。他们数以百计地烧毁村庄，并对土匪、逃兵和人质实施大规模处决。这次撤退和后来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对乌克兰的再度征服，就构成了对平民异乎寻常的暴力事件的背景。这一点，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的杰作《红色骑兵军》（The Red Cavalry）作了详述。

到1920年代初，白军已经被击败，只剩几个零散分队在邓尼金继任者彼得‧弗兰格尔（Pyotr Wrangel）男爵的指挥下退避至克里米亚。这样，布尔什维克部队与农民们就卷入了正面冲突。从那时起直到1922年，与布尔什维克当局的冲突，促使其加速了对农民极为血腥的镇压。1920年2月和3月，一场被称为“干草叉反叛”（Pitchfork Rebellion）的新的大型起义，在喀山、辛比尔斯克和乌法三省爆发，从伏尔加河延伸至乌拉尔山。这些地区，不仅居住着俄国人，还居住着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一直遭受特别暴虐的强征。数周之内，这场起义就在约12个县扎根。这支被称为“黑鹰”（The Black Eagle）的农民军，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万多名士兵。装备着大炮和重机枪的共和国内卫部队，最终击溃了只装备着干草叉和斧头的反抗军。几天之内，就有成千上万的反抗军被屠杀，数百座村庄被焚毁。

尽管干草叉起义被迅速粉碎，但农民的反抗仍继续蔓延，接下来在伏尔加河中部地区的省份，以及坦波夫、奔萨、萨马拉、萨拉托夫和察里津骤然加剧。这些地区都饱受强征之苦。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Antonov-Ovseenko）领导了对坦波夫起义农民的镇压。他后来承认，若按照指示执行，1920年和1921年的征用计划将意味着一些农民死亡。平均而言，他们每人每年只剩下1普特（35磅）的粮食和1.5普特（约55磅）的马铃薯，约为最低生活需求量的十分之一。因此，这些省的农民于1920年夏季参与了一场直截了当的生存之战。战斗持续了两年，直到反抗者们最终被饥饿所征服。

乌克兰是1920年农民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冲突的第三大中心，其中大部分地区于1919年12月至1920年2月从白军手里夺回；但农村仍处于数百支自由绿军小分队的控制之下，他们各有效忠，但很多都归马克诺指挥。与黑鹰军不同，这些乌克兰小分队装备精良，因为他们主要由逃兵组成。1920年夏，马克诺的军队已拥有15,000人、2,500名骑兵、约100架重机枪、20门火炮和两辆装甲车。数百个较小的团体也对布尔什维克入侵进行了顽强抵抗，其人数从十几到几百不等。为了打击这些农民游击队，政府于1920年5月要求捷尔任斯基协助，任命他为“西南战线后方司令”。捷尔任斯基在哈尔科夫待了两个多月，组建了共和国内卫部队的24个特殊分队。这些精锐部队配有特种骑兵分遣队（受训以追击撤退的反抗军）和轰炸土匪据点的飞机。其任务是在三个月内铲除所有的农民游击队。实际上，这一行动花了两年多时间，从1920年夏季持续到1922年秋季，付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待续）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2/17/n101514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