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26）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 。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苏维埃刑罚制度的其它怪异之处，包括存在两个殊异的刑事诉讼系统：一个属于司法性质，另一个则属于行政性质；还包括存在两个拘留系统：一个由内政部掌管，另一个则由格别乌掌管。除了容纳通过正常法律渠道获刑者的常规监狱外，整个集中营网路也由格别乌掌管，留作关押在其专门管辖下因犯罪获刑的人之用。这样的罪行包括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土匪活动、伪造和由政治警察自身所犯的罪行。

1922年，政府提出，由格别乌在索洛维茨基群岛的5个岛上，设立一座庞大的集中营。该群岛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白海上，其主岛上有一座俄国东正教最大的修道院。格别乌驱逐了修道士，并建立了一系列集中营，统称为索洛维茨基特别集中营（SLON）。首批被拘禁者，来自霍尔莫戈雷和佩尔塔明斯克（Pertaminsk）集中营，于1923年7月初抵达。到当年年底，有了4,000多名囚犯；到1927年，有15,000名；到1928年底，则有近38,000名。

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的特点之一是其相对自主性。除了负责人和少数支持人员（support staff）外，这些集中营所有的职位都由囚犯自己来填补。其中大多数人都曾与秘密警察合作，但因滥权特别严重而被判刑。在这样的人手中，自主必然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新经济政策下，格别乌管理部门认可三类囚犯。第一类包括所有那些涉及政治的人，即过去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或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成员。1921年，他们说服在沙皇政权下做过近10年政治犯的捷尔任斯基，他们应受到不那么苛刻的对待。结果，他们得到了一份稍多的食物配给，称为“政治配给”，并获准保留更多的私人物品和接收报刊。他们住在社区里，最重要的是免于从事任何强制劳动。这种特权地位一直延续到那个10年（译者注：20世纪20年代）结束。

第二类囚犯在数量上是最大的，包含一切反革命分子：非社会主义政党或新的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成员、神职人员、沙皇军队的资深军官、旧政权的公务员、哥萨克人、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起义的参与者，以及根据《刑法典》第58条被判刑的其他任何人。

归入第三类的是：所有被格别乌判刑的普通罪犯（土匪、造假者），以及因犯诸多罪行而被起诉的前契卡成员。反革命分子同制定集中营所有法规的普通罪犯一起被监禁，因此经历了无尽的困苦，并遭受饥饿、冬季极寒天气和夏季蚊虫的叮咬。最常见的酷刑之一是，在树林里将囚犯赤裸著绑起来，任由蚊子叮咬。在这些北部岛屿上，蚊子特别的贪婪。作家、索洛维茨基最著名的囚犯之一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回忆，囚犯们总是故意要求将他们的双手绑在背后，此程序实际上被纳入了法规。“这是囚犯对抗‘在试图逃跑时被杀’的惯用指控之唯一防护手段。”

经历了内战期间临时应付的那几年，正是索洛维茨基集中营使强制劳动制度得以完善。这项制度在1929年以后经历了大举扩张。囚犯们在集中营内一直相对无效地忙碌著，直到1925年。但从1926年开始，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决定与多个国家机构签订生产合同。这种安排意味着使用强迫劳动作为一种利润来源，而不是作为一种再教育工具。再教育是1919年和1920年的劳改营之原始意识形态。以北部地区特别集中营管理局的名义，索洛维茨基集中营重组并向周边地区扩张，最初是向白海海岸。1926年和1927年，新的集中营建立在伯朝拉河（Pechora River）河口附近、凯姆市（Kem）和附近其它条件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有树木繁密的穷乡僻壤。囚犯们执行了精确的生产计划，主要涉及砍伐木材。生产计划的指数式增长很快就要求拥有更多的囚犯，并最终于1929年6月促使拘留系统进行重大调整。遭判3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就被送往劳改营。这一措施意味着劳改营系统名副其实的爆炸式增长。作为强制劳动的实验室，索洛维茨基群岛的“特别集中营”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另一个群岛的试验场。此群岛即巨大的古拉格群岛。#（待续）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3/14/n102173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