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56）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13. 古拉格系统的全盛时期和危机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开的审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义最后几年的显著标志。然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依旧笼罩着战后的俄罗斯。不同类型社会行为的入罪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漫长而残忍的战争过后，该政权可能放松控制的希望终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要重演过去，简直难以置信”，伊利亚．爱伦堡（lya Ehrenburg）于1945年5月9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但他立即补充说：“不过，我充满了困惑和痛苦。”这种预感实在太有预言性了。

“面对极其艰难的物质状况，人们感到绝望，却又希望会有所改变。他们就在这种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1945年9月和10月，由巡回各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指导员发给莫斯科的几份检查报告这样写道。这些报告声称，该国许多地方仍处于混乱状态。生产因工人规模巨大而自发的迁移而拖延。这些工人曾于1941年和1942年撤离期间被分配到东部。一场规模空前的罢工浪潮震撼着乌拉尔地区的冶金工业。饥荒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正成为一种常态。该国有2500万人没有住房，体力劳动者的面包配给每天还不到1磅。1945年10月底，新西伯利亚的情况极其糟糕，以至该地区党委首脑们甚至建议工人不要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游行，因为那么多的人没有衣服和鞋子穿。面对如此惨况，传言迅速蔓延开来，特别是关于即将放弃集体农耕的做法，因为集体农场已再次证明，没有能力养活农民并提供给他们几普特的小麦，来换取他们整个季度的劳动。

正是在农业方面，情况极其危险。农村饱受战争和严重干旱的蹂躏；由于机械和劳动力极度短缺，1946年秋季的收成是灾难性的。尽管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承诺结束定量供应，但政府却被迫再度继续实行。政府拒绝研究这场农业灾难的原因，并归咎于少数私人农户的贪婪，决定“消除一切侵犯集体农场地位的行为”，并追捕“破坏征收过程的外来敌对分子、窃贼和任何被发现盗窃收成者”。1946年9月19日，一个集体农场事务委员会成立，由安德烈‧安德烈夫担任主席，任务是没收战争期间被集体农场工人“非法私占”的一切土地。在两年内，该管理机构设法收回了农民逐渐占有的近千万公顷土地。他们试图积攒更多土地以求生存。

1946年10月25日，一项命名为“国家粮食防御”的政府法令，命令司法部在10天内迅速处理所有盗窃案，并再次运用1932年8月7日法律的全部力量。该法律当时已被废弃。1946年11月和12月，逾53,300人被判刑，其中大多数是集体农场工人。他们因偷窃粮食或面包被发配到营地。数千名集体农场场主因“破坏农村的征收运动”而被捕。起初，征收通常达到其目标的33%，但在这两个月里，这一份额上升至77%。这一上升付出了极高代价：在“农村征收延迟”的委婉说法背后，潜藏着又一场饥荒的痛苦现实。

1946~1947年秋冬的这场饥荒，对于1946年夏季旱灾影响的地区冲击最为严重。这些地区是库尔斯克、坦波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罗斯托夫诸省。至少有50万人罹难。与1932年一样，1946~1947年的饥荒完全在沉默中被忽略。在某些地区收成几乎达不到每公顷250公斤时，拒绝降低强制征收目标，意味着短缺演变成了饥荒。饥肠辘辘的工人往往别无选择，只得偷一点储备粮以求生存。在一年内，记录的盗窃案就增长了44%。

1947年6月5日，政府头天颁布的两项法令被公布。两者都非常接近于1932年8月7日颁布的知名法律之精神与条文。这些法令规定，任何“对国家或集体农场财物的攻击”，均被罚关入集中营五年至二十五年，取决于它是个人犯罪还是集体犯罪、是初犯还是再犯。凡知晓有人准备偷窃，或者是目击偷窃，却未报警者，均被判刑一至三年。一份机密通知提醒法院，在工作场所小偷小摸，此后归属1947年6月4日的这些新法管辖。此前，这种行为最高可判丧失一年公民权利。

当年下半年，逾38万人因这项严苛的新法被判刑，包括21,000名16岁以下者。若仅偷了几公斤黑麦，可能被判关集中营八到十年。一个例子是1947年10月10日弗拉基米尔州苏兹达尔（Suzdal）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判决：“晚上值班守护集体农场的马匹时，两名15岁和16岁的未成年人N.A.和B.S.，被逮著从集体农场的菜园里偷了3根黄瓜……N.A.和B.S.因此被判在一个普通的劳动流放区监禁八年。”作为6月4日法令的结果，六年内有130万人被判刑，75%的人被判五年以上。1951年，他们占到古拉格所有普通罪犯的53%、所有罪犯的近40%。在上世纪40年代末，严格执行6月4日的法令，大幅增加了普通法院所判刑期的平均长度；超过五年的判刑所占份额，从1940年的2%上升至1949年的29%。在这个斯大林主义的高峰期，人民法院所施予的那种“普通”的镇压性惩罚，取代了30年代更为常态化的NKVD法外恐怖。

因盗窃被判刑的人中有众多的妇女、战争寡妇，以及沦落到靠乞讨和偷窃为生的幼儿母亲。1948年底，古拉格容纳著逾50万名囚犯（是1945年的两倍）。约22,815名4岁以下儿童被关在位于妇女营的“婴儿房”中。到1953年初，该数字上升至35,000以上。为了防止古拉格变成庞大的托儿所，政府被迫于1949年4月下令部分大赦。近84,200名母亲和儿童因此获释。尽管如此，数十万被控小偷小摸者的永久性涌入，也意味着直到1953年古拉格仍有较高数量的妇女。她们通常占所有囚犯的25%~30%。

1947年和1948年，又有几项法令加强了压制性法律的武器库。这些法令颇能反映出当时的气氛：1947年2月15日的一项法令，禁止苏联公民与外国人通婚；1947年6月9日的另一项法令，涉及“对泄露国家机密或丢失包含国家机密的文件的处罚”。最知名的是1948年2月21日的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间谍、托派分子、破坏分子、右翼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军和其它反苏团体，完成在营地的刑期后，将被流放到科雷马地区、新西伯利亚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以及哈萨克斯坦的某些遥远地区。”事实上，监狱管理部门宁愿让这些“反苏分子”（主要是1937年和1938年被判刑的第58条政治犯）继续处于严密看守之下，并任意将他们的刑期再延长十年。

同一天，即1948年2月21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另一项法令，命令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驱逐“所有拒绝履行集体农场最少工作日数、像寄生虫一样生活的个人”。6月2日，这一措施扩展到该国其余地区。破败的集体农场，连给工人最微薄的报酬也无法保证，因此许多工人常常履行不了管理部门强制实行的最少工作日数。如此一来，数百万人突然受到这项新法的威胁。由于认识到把这项新法令严格运用于“寄生现象”会进一步破坏生产，地方当局一般在执行该法律时不严格。尽管如此，仅在1948年，仍有逾38,000个“寄生虫”被驱逐，并被分配住在一个NKVD军事管制总部（komandatura）里。尽管1947年5月26日死刑被象征性（和短暂地）废除，但在这些压制性措施面前，完全黯然失色。1950年1月12日，极刑又被恢复，旨在允许处决当年“列宁格勒事件”中的被告。#（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7/2/n105300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