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了农村集体企业（下）
作者：梁木

（一）江泽民集团抢下农村集体企业，分给了村干部。

据大陆行政局1998年统计：全国范围共有乡镇34199个、行政村69510个、自然村360万个。这些乡镇村（包括自然村），都有毛泽东时代社员创办的集体企业，这些集体企业，原本都好好地养活着9亿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江泽民集团打着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幌子，将农民自己创办的这些集体企业抢下来，分给了村干部个人私有。

把毛泽东建政之初“打土豪”分给农民、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再入股形成的农村集体企业抢来给了村干部，将村民剥离于村办企业之外；用村民的财富催肥村干部，再让村干部充当权贵欺压农民的打手，江泽民集团对农村集体企业改制用心险恶。

（二）江泽民为什么要对农村集体企业实行一刀切的所谓改制？

1. 瓦解“公有制”。

为忽悠农民接受哄抢瓜分农村集体企业的所谓改制，江泽民在位期间，打着邓小平的幌子制造了一个不同于邓小平的“小康”。江泽民欺骗农民说，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就是中共带领农民奔小康的路。将集体企业改制后交给村干部，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第一步。农民只要听中共的话，中共一定会带领农民实现小康。

点评：江泽民集团忽悠的“小康”，并不是要带领9亿农民去过好日子，而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搞这一套的当时，江泽民正带领党员干部哄抢瓜分国有中小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可以说，瓜分农村集体企业，是江泽民集团为搞垮“公有制”，在国家一切经济领域制造乱象的需要。

2. 农村集体企业改制的恶果。

江泽民集团对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实行“一刀切”，即只要是农村集体企业，就一律改制后变为私有。凸现江泽民集团利用集体企业改制作恶的嘴脸。这个邪恶政策的实施，让中国大陆农村发生了三个变化：

（1）让富的变穷

案例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

红旗镇地处大连市郊，是个集农工商贸渔于一体的现代化城镇。早在毛泽东时代叫红旗公社，辖区五个村，改制前人口近2万。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改革开放，让红旗地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员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当时中央设定的小康标准。改制前，2002～2005连续四年进入全国百强镇。改制后，由于形成规模的集体企业被瓦解，资产归为私有，2万多社员的生活水平也重新回到了小康之前。

按理说，这样的镇及所属村屯，有那么好的集体企业，农民家家户户生活安逸、丰衣足食，不存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的企业改制问题。但江泽民集团强行将农民从暖被窝的集体企业中剥离出来，将企业抢了，送给村干部私有，致原本己经过上小康生活的农民一下子变成了断线风筝。

案例二，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柳树村。

改制受益生产小队长成昆（化名）。文革中，因“狗崽子”身份，被戴红袖标的贫管会派人看管着干瓦匠、木匠；邓小平上台，成昆先承包果树，后当队长；江泽民上台以搞企改的名义，将生产队集体经办的建筑公司等企业（包括生产队的自然资源，价值数亿的温泉山）以改制的名义从农民手里拿出来，直接给了他；而原生产队的200多个社员，均被企改委用歪理邪说吓唬著，净身出户，回家去等著先富带后富。

今天的成昆在地区垄断性的经济活动中，靠政策庇荫，凭著抢来的集体企业打底，日进斗金，年纯收入数千万，坐拥数十亿不动产。尤其，在镇变街的小城镇建设中，以开发商嘴脸，替中共廉价动迁，过程中，对拒绝强迁的，地方政府当保护伞，动迁办、黑社会、警察、法官，轮番粉墨登场，以拔钉子、打黑恶势力的流氓手段，让他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被动迁得头破血流。

事实上，这些被江泽民集团砸了小康饭碗的农民，后来又被小城镇建设征地，工作无着落，生活无来源；而成昆经历一番企改，由一个在集体企业里跟社员一样摸爬滚打且乐于奉献，曾经有良心、被社员爱戴的生产队长，一夜间，变成了独享生产队全体社员财富的私有企业业主。

笔者搞不懂，江泽民凭什么无视宪法、法律、道德、良心，一点理不讲就剥夺了一个生产小队全体社员对企业享有的权利权益？凭什么让改制前社员己经过上了比中共描绘的小康还舒适、安逸、幸福的好日子的社员变成穷光蛋？凭什么一定要制造两极分化，让拥有农村最基层党支部书记身份的生产小队长一个人享有一个生产队全体社员应该共同享有的权利权益，而让社员们马放南山？

评：制造矛盾、利用矛盾、闹乱子，是江泽民集团操纵中共政权向中国人民作恶的特点。今天中国大陆农村发生的一切乱象都是江泽民造成的。用抢天下人财富的办法，把村干部打造成富翁，培植成对付农民的打手，将被剥离于财富之外的农民弄成穷光蛋、逼成所谓的“恐怖分子”、挤兑成“不稳定因素”，然后立《物权法》填补《宪法》中被掏空的“公有制”经济的空白，以保护抢来的财富不丢，再修订《刑法》打击所谓的“恐怖分子”！说到底，今天的中共就是个黑手党，江泽民是制造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

（2）让穷的更穷。

笔者于2017年2月24日在阿波罗新闻网看到，原杭州市天园集团的注资人──杭州市牛奶公司以企业改制为名，将拱墅区半山镇田园社区（原田园集团）农民的土地，价值4.9亿的资产，评估为9百万卖给私人，让拥有这些财富的社员，变得一无所有。

据住在半山镇田园社区的原杭州市天园集团员工代表表示：本世纪初兴起的企业改制潮，让他们所在的集体企业被人为搞成空壳，工厂无法生产，上千名员工没有饭吃，最后在2005年企业被阴谋改制。

杭州市天园集团成立于1956年，它的前身是杭州市牛奶公司，该公司与农民合资，即牛奶公司出奶牛、出技术，农民出劳务、出土地建牛场。该奶牛埸占用的全部土地，系上千农民1955年以前的私宅区，是政府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合法土地。2002年—2003年间，杭州市牛奶公司领导为利用改制之机侵吞农民的土地，未经农民同意，私下把土地产权变归自己所有。

据改制受益老板魏旭东自己说，这些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总价值4.9亿。据了解，这个买卖是假的，是奶牛场领导串通市府，委托魏旭东竞标。改制后，杭州市天园集团被更名为天园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改制受益人魏旭东──天园经济发展公司的老板，获得土地后并未真正经营，而是替杭州市政府官员和杭州市牛奶公司的领导看地。据可靠消息，魏旭东因替他们投标买地有功，己被奖赏人民币2千多万，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呜呼！笔者为国家民族人民落在这样一伙无法无天的流氓手里而悲哀。试问这种自掘坟墓的强盗式企改会有稳定吗？将完全可以养活成百上千农民的集体企业，以改制名义抢了，分给个人，员工们作鸟兽散，干这种灭绝式勾当的还配披着人皮吗？不要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婊子都知道：得罪光了食客，就没饭吃。江泽民会不知道？！

（3）让村干部暴富。

靠中共江泽民集团腐败的庇荫，今天中国大陆农村里最富的就是村干部。

中共清楚，在拥有10亿农民的农村，管理农民的头目非同小可。这个位子上的农民头，一般由中共县区镇政府一把手直接提名，100%都同时拥有县市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其中，相当数量的村级农民自治组织的头领是黑社会性质的人物。中共收买他们的办法：一是将改制后的集体企业送给他们私有，让他们富；二是把农民交给他们管。他们既不懂法律、不讲道德，又不会做工作，就是能打、拳头大。其实，中共就是利用他们的拳头来管理农民。结果，他们一手靠武力、淫威在民间激化矛盾，一手中饱私囊，把10亿农民的利益化为私有。今天的中国大陆，除去131万贪腐的高官，一夜暴富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村官。

这里，笔者以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社区的城中村、城郊村的村官敛财暴富为例。

如2013年1月，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区党委书记黄新泽伙同居委会副主仼霍成堂侵吞（本应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和物业资产，估算价值超过2亿（己接受审判）。2013年2月被举报的坐拥20亿身家的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己被判刑），其仅在旧城区改造项目中，打着维护农民利益的幌子，一次就能收取房地产公司的好处费逾千万；广州车陂三名村干部在协助当地政府管理征地补偿费的过程中，串通承租人作假证，套取应当补给农民的巨额补偿，其中，三村官仅收受提成一项竟高达1537万（己接受审判）。2013年“十一”长假期间，北京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委会的一个副主任马祥林，仅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庆喜筵，就花费人民币150万，可谓敛财多多、财大气粗。

（三）抢农村集体企业给村干部，是江泽民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阴谋。

江泽民集团忽悠农民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农村集体企业私有化能搞活市场经济、能实现小康。

为拆穿谎言，我们一起去看看三十年前拒绝接受私有化、坚持走“公有制”集体经济道路的两个村是怎样实现小康的。

为避免看官对本文论述的“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概念产生误解，笔者郑重指出：凡本文中提及的“公有制”概念都不是褒义词。因为中共本身就是流氓造反起家，它自己没有财产，被它放到《宪法》里的所谓“公有制”经济，都是抢别人的。而且，这些抢来放进《宪法》的东西，也不是真要给人民，毛泽东之所以说这些东西归中国人民共同拥有，就是为了用这些生存必需的东西将中国人民栓在它的体制上，本质上这些东西就是中共自己用来巩固独裁地位的。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经济体制只要存在一天，共产党就不会下台。（然尔，毛泽东没想到由他苦心经营、用来维系独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会被江泽民带领党员干部哄抢瓜分个精光。）毛泽东这套走“公有制”集体化道路的鬼把戏，却让纯朴善良的中国人民信以为真。误以为“公有制”经济是13亿中国人民人人有份的经济体制。笔者所以拿“公有制”经济说事，正是为了让中国大陆更多的老百姓能看得懂笔者揭露的中共的丑恶嘴脸。

同样的道理，用在以下两个坚持走“公有制”集体化道路实现了小康的村的身上，也有不同的含义。严格讲，这两个村的农民不屈服于邓小平江泽民瓜分“公有制”集体企业的关键，并不是保住了毛泽东时代形成的那个经营权、决策权归中共说了算的农村集体经济，恰恰相反，这两个村拒绝中共农村集体企业改制的行为本身意味着，这些农民是真正从中共手里夺回了早年归中共所有的集体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决策权。他们拒绝中共企业改制的意义，在于从中共手里夺回了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走的路，形式上是搞集体经济，但他们搞的绝不是毛泽东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恰恰相反，他们的成功正在于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跳出了毛泽东制造的那个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实践证明：拥有9亿农民的大陆农村，只有挣脱中共的束缚才有出路。

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兴十四村。

1. “抢集体企业归村干部私有不行！”——敢公开向江泽民集团说“不”的兴十四村农民，靠抱团取暖实现小康。

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兴十四村能有今天的小康，得益于不屈服于中共瓜分农村集体企业的信念。1981年，中共打着农村私有化改制的幌子，强迫解散了人民公社。当集体企业归村干部私有、土地按人口划分的改制风吹进兴十四村时，全体村民哗然，集体站起来，向中共说“不”！

由于兴十四村抵制江泽民集团瓜分集体企业的企图动静闹得太大，以致惊动了党魁。

据村长介绍，改制当时，黑云压城，为将集体企业瓜分掉，当时的党魁发下狠话：“无论如何也要解体大锅饭。”以致省市委、政府官员亲自率领公安干警荷枪实弹进驻兴十四村，主持强改。

为捍卫集体企业，兴十四村人民面对恐吓不屈服，与集体化生死与共，人人都在保留集体企业的承诺书上摁下手印，义无返顾地选择走集体化道路。兴十四村人民的坚持，让江泽民集团妥协，但规定量化考核时间为一年，标准是：“在不分包到户、不流失集体财富的条件下，社员的收入必须高于分包到户的其它地区农民。”兴十四村村长说，凭著对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念，顶着打压，兴十四村人民不仅当年收入高于分包到户的其它地区的农民，且早在2006年之前就步入小康。

评：其实，兴十四村农民与江泽民集团扳手腕获胜后走的集体化道路，己经不是原有的“公有制”概念了。随着江泽民消灭农村公有制改革的深化，中共分给农民耕作的土地、村干部拿去的集体企业，都等于被放弃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兴十四村守住的公有制经济，严格讲，也等于被中共放给了全村人。只不过，是村民们坚持抱团取暖，把江泽民集团企图分给一家一户的东西（包括抢给村干部的集体企业）聚拢在一起，走了一条共同致富的路。事实上，当兴十四村将原来归中共所有、由中共操纵的集体企业夺下来之后，开始也是被江泽民集团在政策上百般刁难，但遵循市场规律，兴十四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今天的兴十四村，在1988年建成的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创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的基础上，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拥有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四大系列、100多种产品的集团公司。兴十四村有198户村民、956口人。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经营（仅有2%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生产），98%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全村人工种植松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34.2% 。仅2006年全村总收入达到7亿元，总资产达到10.5亿元。从2002年开始，兴十四村先后建成了198栋单体面积为198.6平方米的花园式别墅住宅，全部免费送给了村民。目前，全部村民已开始享受别墅生活。村里还建了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村民享受五险一金，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

反对江泽民集团私有化三十年来，兴十四村先后受到不要脸的中共政府机关强制性表彰奖励100多次。2005年被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评定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

评：中共的无耻系全人类之最，1981年，派员瓜分兴十四村集体企业遭到村民反对时，它就动用武力，让警察抓了带头抗议的村民、刑拘了村长，把兴十四村视为肉中刺、敌对势力；反对它的兴十四村搞出成绩来了，中共摇身一变，把自己又打扮成了兴十四村的“妈妈”，竟恬不知耻地领着联合国人员参观兴十四村，为兴十四村颁奖。

2. 被江泽民集团忽悠改制走过私化邪路，觉悟后再抱团取暖实现了小康的阳山庄。

阳山庄是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的一个村，东眺黄河，西依荆山，南靠郁水，北临东门，108国道依村而过，全村共436户、1901人。上世纪80年代初期，阳山庄也似全国其它农村集体组织一样，被中共忽悠，取消“公有制”，分田到户。

单打独斗的私有经济体制，除了让几家改制之初获得开矿资源的人暴富了，99.9%以上的村民比改制前更穷了，截至1992年，全村村民年均收入不到500元人民币。

面对接受江泽民集团改制后上千口村民连吃饭都困难的现状，阳山庄村委会深刻反思，认为，村子不能再这样被祸害下去了，要好，只有全村社员一起就地取材。于是，村委会将村民组织起来了。为谋划开矿的需要，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全村人都十分穷苦艰难的情况下，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于1993年秋建起了第一个归阳山庄村民共有的矿厂。当时，村民大都不相信高民权能为社员办事，有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但，高民权斩钉截铁地告诉社员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

其实，高民权自已投资30万办厂，按江泽民抢集体企业的逻辑，100%符合强盗法，即工厂属高民权个人私有。高民权可以先富。可是，受做了一辈子山里教师的父亲的影响，为人正直的高民权想的更多的是怎样为大多数村民谋利益。

在高民权的带动下，村里的集体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村委会还扶持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社员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随着被扶持的私营采矿点的发展，讲利益不讲道德的私矿与集体争利，又造成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针对私营矿主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多、赚了钱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勾结黑势力危害社会等实际问题，村委会决定取消个体开矿，（并根据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的朱镕基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叫停了私人开矿。

顶着各方压力，村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曾经是扶持对象的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对整个地区的矿产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村里集体企业飞速发展，很快效益比过去私人采矿时期翻了三番。

现在公司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2003年公司上交各项税费1000万元，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100多倍。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人均年产值1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上交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

阳山庄人均收入，从1998年的不到500元人民币，增加到人人年工资均不低于2万元、户户年收入均超过10万元的小康社会。可以说，得益于农民自己创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企业。

现在的阳山庄，以“亚洲第一汽车村”名扬天下，拥有大小汽车上千辆，户均汽车两辆，庄里有户籍的农民全部住进了由村里出资为社员建造的花园楼房，各种现代化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评：阳山庄走的集体化道路，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恰恰是，在被江泽民集团毁了公有制、让上千口社员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全村社员重组了集体企业。笔者认为，这种重组于江泽民集团瓜分了农村公有制企业之后的集体企业，绝不是中共在《宪法》里忽悠老百姓的那种独裁经济体制，恰恰相反，是所有权、使用权、决策权都归农民自己的新的市场经济实体，是农民反对中共独裁的创举。

其实，不屈服于江泽民集团淫威的村庄还有陕西省大寨村、华西村、洪林村、周家庄、杭州市东萧山区航民村、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村等，这些村，都是反对江泽民集团哄抢瓜分集体企业的典型，这些村大都在10年前就实现了中共骗老百姓的2020年才能实现的小康。这些村反共的壮举，让世界看到了江泽民集团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经济的真面目，让13亿人民看到了实现了小康高级社会的希望所在。

上述村庄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只有不屈从中共的歪理邪说、不听“兔子叫”才有饭吃。唯有走出中共的“公有制”才是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之路。走这条路，就是要让13亿人民当家作主人；走这条路，就是要把被江泽民集团哄抢瓜分的国家、集体财富返还国家、集体；走这条路，就是要让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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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4/18/n90509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