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传系统近年来不断鼓吹所谓“盛世修典”，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任总主编的《复兴文库》，更获得习近平作序。然而金冲及对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所持观点，却会令无数人感到震惊。 其中包括在“怀仁堂政变”中，对时任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只字不提。

6月4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评论文章。其中提到2022年《复兴文库》出版发行，习近平为《复兴文库》作序。序中称“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而《复兴文库》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出任总主编。那么，这部所谓的《复兴文库》存的是什么“史”？又以何“文”化人？从其总主编金冲及此前所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可以一窥究竟。

2009年10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访谈文章《从帝国崩溃到和平崛起——作者金冲及谈百年中国复兴之路》。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以犀利的提问，暴露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问到，胡德平曾经撰文，谈及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巨大作用，“你怎样看待华国锋和汪东兴解决‘四人帮’起的作用？”

金冲及回答说，“对于汪东兴，因为书中讲粉碎‘四人帮’那一段很短，汪东兴基本上是执行者，还不是决策层次的。把‘四人帮’抓起来主要是8341部队抓的，但还有其他方面的事，说了这个，那边不顾也不好。我只提了华、叶、李三个人,并不是抹煞汪东兴的功劳,假如篇幅再长一些,可以把汪东兴说说。”

换言之，在这部长达114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对于中共历史上在怀仁堂事变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汪东兴，金冲及竟然只字不提，其借口仅仅是篇幅所限。

另外，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他在三年大饥荒（中共官方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说是一千多万,有人说的是四千多万,还有两千多万到三千万的说法。”

金冲及的回答同样耐人寻味，他首先说“绝对准确的数字很难”，随后承认他引用的是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当代中国人口》中的数字---一千多万。金冲及还说，“是不是说饿死了一千万,我不敢说,因为还有妇女体质下降而少生育的”，可谓极力缩小这一数字。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3600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1000多万）……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00-5000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荷兰历史专家FrankDikotter认为，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可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更令人吃惊的是，金冲及在谈到“大跃进”时，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到上海郊区去看,当时特别兴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家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祖国有那么一种劲头,到处都是炼钢炉,半边天都染红了,当时我想,中国人要是表现出那么一种劲头的话,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然而，杨继绳在其《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将“大跃进”称之为“大跃退、大灾难”。他说，“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历史真相是，“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生态破坏、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

南方周末记者还问到:“你书里回避了许多现实,比如当时延安的肃反、高岗等一些事件根本就没提。”

金冲及回答说:“延安那个环境有特殊性,当时共产党最怕自己队伍里混进内奸,千军万马混进两个内奸,一下子就完了,而且当时的那个状况下,究竟谁是内奸,又不容易弄清楚,这是出现‘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而中共元老李锐在“百年回首”一文中说，“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务。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戴笠的副手)的日记，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我将全部近20年的日记看了一遍，请人记下一本‘摘要’。1952年到北京给了杨尚昆，杨将全部日记调来。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唐纵日记摘要中有这句话。”

李锐在其《口述往事》一书还中说，“不认真反思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历史，直到现在仍将过去的种种错误蒙盖起来；还是要用“枪杆子、笔杆子”治天下；政治体制改革说说而已；依旧是舆论一律，绝对不准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规定的条款，实在令人痛心无已！半个多世纪前的错误做法延续至今，实为不总结教训的必然结果”。

金冲及在对待上述重大历史问题上采取如此态度，其主编的所谓《复兴文库》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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