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爹，名叫曾山。

曾山，189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1926年加入中共。1931年11月7日，正当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苏共操控下，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山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1935年，曾山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受训。

曾山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

1937年冬，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利侵华日军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平共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弗拉基米洛夫所说的“毛的一个代理人”，应该是指中共高级特工潘汉年。

1955年，潘汉年被中共抓捕，先被判刑15年，后被判无期徒刑。1977年，潘汉年被监禁至死。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大汉奸）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根据公开史料，当时中共方面参与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有四人：饶漱石、潘汉年、曾山、扬帆。

饶、潘、曾、扬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产生的效果是：八年抗战期间，新四军与侵华日军之间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

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山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商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

保曾山 查档案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内务部部长曾山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冲击。

1967年9月，造反派将曾山抓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坐“喷气式”）。

当时，国务院内务办公室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将曾山被批斗的情况报告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严佑民立即报告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标题称曾山为“同志”表明：曾山是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人。指示共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第二，曾山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这是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曾山实施的保护。

但是，到了1967年10月，内务部的造反派，根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情报人员提供的曾山和日本人接触过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但所有行动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造反派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内务部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则站在曾山一边，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怎么办？

在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内务办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提议：“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当时在场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档案的事由孙宇亭来办。

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孙宇亭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

然后，孙宇亭拿着他们的批件，跟内务办工作人员赵雪瀛一起，驱车到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孙宇亭向严佑民报告后，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补了一个签字手续。

看到汪东兴的签字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工作人员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其中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上面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

这些档案证明：曾山所言，确有其事。

孙宇亭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心里很高兴。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孙宇亭摘抄四份电报上的有关内容。孙宇亭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小人物 “闯大祸”

这里说的小人物，是指孙宇亭。

孙宇亭曾任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66年文革爆发后，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兼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兼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孙宇亭被抽调到国务院内务办，任国务院内务办派驻内务部的联络员。

当孙宇亭起草的报告送报中共中央之后，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孙宇亭大吃一惊。

孙宇亭后来回忆说，1967年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

谢走后，严佑民到孙宇亭的办公室，苦笑着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领导，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领导？严说：谢没有说。孙宇亭等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自己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孙宇亭开会。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孙宇亭以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但是，事件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紧接着发生了六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公安部所有档案被封存，所有档案管理人员被更换。

1967年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这些档案。

第二件大事，孙宇亭查档案被认定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

1967年11月的一天深夜，孙宇亭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法宪（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赵雪瀛、孙宇亭，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

谢富治主审，被审对象就是孙宇亭。

谢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说，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他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三位领导都清楚。查档报告是他起草的，但是谢、汪、严都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谢、汪、严的批件，他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

谢坚持说，盗窃档案之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孙宇亭还没有开口回应，严佑民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第三件大事：“解放军”全面接管公安部。

1968年黄历新年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第四件大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被撤销。

谢富治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第五件大事：汪东兴、谢富治瞒天过海。

这件事其实发生在谢富治审问孙宇亭时，但因为它特别具有戏剧性、又特别能代表中共高层官员脸厚心黑的一面，这里把它单独说一下。

当时，孙宇亭说，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汪、严都签字同意了。

谢富治转向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在简短询问军代表几个问题后，汪东兴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东兴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

汪、谢在此事上负有领导责任的证据，就这样，被销毁了。

当汪、谢销毁证据时，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装着没看见。

孙宇亭、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亲眼目睹了这汪、谢两位中央首长表演的这一幕。

第六件大事：严佑民被关秦城监狱四年。

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汪东兴、谢富治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严佑民还算一个有担当的人，主动把责任揽过去了。

其结果是，严佑民因“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被关进秦城监狱四年，1460天。

说到底，谁在怕？

1967年，谢富治担任的职务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汪东兴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谢富治当时属于副国级高官，是中共党的、国家的、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扫清政敌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汪东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大内总管”，是替毛监管中共正国级高官的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按常识，出于保护曾山的目的，谢、汪批示同意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查有关曾山的档案，是例行公事。

但是，孙宇亭起草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后，在中共高层竟然引起巨大恐慌，以致于发生了上述六件极端反常的大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

在中共高层，到底谁在害怕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事被人知晓？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曾山的请示电报上亲笔签字的人。

当时签字的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刘少奇1967年已被打倒，任弼时早在1950年就去世了。

也就是说，真正恐慌的人，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毛、周、康为什么恐慌？

因为在中华国民政府将士正在同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时，毛、周、康却派曾山跟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求与侵华日军和平共处。这是“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结语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上述六件极端反常的大事，是中共自己做出来的，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出来的。它们表明：中共是何等心虚啊！

它惧怕勾结侵华日军的真相被中国人民了解。

它要竭力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隐瞒其“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说曾庆红的爹曾山是“汉奸”，真没有冤枉他。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1/16/n1411817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