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四、五十年代，束星北在物理学界已如雷贯耳。1937年，世界物理界权威、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耳斯·玻尔受邀到访浙江大学。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玻尔回信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1972年10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首次访华。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做点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并不缺乏教育人才，而是没有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出生望族 自费留学欧美
束星北1907年出生在华岗江苏扬州头桥镇安帖村。父亲束曰璐是江南陆师学堂优等毕业生，清末官至参领，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为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南通有自己的企业。父亲为人豪爽、热心，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束星北秉承了父亲的禀性。
弟弟束佺保，四十年代曾任英文刊物《自由论坛》主编，弟妹是“国大代表”、宋美龄的秘书。
1926年至1931年，束星北自费留学欧美，后奉母命回国完婚。
备受学生欢迎的物理教授
图左是束星北，图右是王淦昌。
同为物理教授的王淦昌说，“束星北的教学经验很丰富，我对他的教授方法，非常钦佩。他既不用课文，也不写讲义，常常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很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是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李政道1943年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开学前一个月，他拜访了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同时也认识了王淦昌教授。当时他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一个月后，当他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了。每一两周束星北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在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李政道在为《束星北档案》写的序言中说：“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中国雷达之父” 日后成了“历史反革命”
在《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是“共御外侮”，这条祖训对束星北一生的影响很大。他决心努力学习，超过他们。在早年留学起，他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念，终其一生未曾动摇过。
抗战时期，束星北基本放下了相对论等前沿理论物理的研究，将精力转向了军工。他和王淦昌教授给学生们开办“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设计、子弹飞的动力学原理；束星北主讲短波收发报机、激光、雷达、无人机等。
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主要领导雷达的研制。他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雷达，束星北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抗战胜利后，他离开重庆军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并随学校回迁杭州。束星北对当年研制雷达时的初衷说：“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
女儿束美新说，父亲曾和王淦昌一起把家里的金子绑在裤子里，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捐给国家。
束星北老家扬州头桥镇有记载，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亲自授予头桥乡贤束星北先“抗战英雄”称号。无论真假，因“雷达之父”功劳而获民国政府“抗日英雄”褒奖应在情理之中。而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经历，却被中共定罪为“历史反革命”迫害多年。
中共篡政后，束星北的厄运开始。弟弟束佺保曾动员他到台湾，他说国民党腐败，新中国成立也需要物理。他觉得自己是科学家，在哪里都能生活，干嘛到台湾？这次选择大概是束星北一生最大的失误。
镇反运动中 他上了杭州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单
1951镇反运动开始。束星北因在国民政府军令部造雷达的那一年历史，杭州市公安局要逮捕他，交到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时，因为有爱护他的学生，像李文铸、许良英是地下党，在新政权里有一席之地，他们坚持束教授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重用，保他过了关，不然被拉出去枪决是大概率的事。中共自报：1949年～1952年，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0多万人，其中87万余人被处死。所幸的是，束星北躲过了87万的死劫。
拒绝思想改造 对抗三五反运动
中共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束星北是浙江大学唯一没有写“忏悔书”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说自己历史清白，不需要什么忏悔。
三反五反期间，数学教授苏步青因为用了几把公家的椅子及一些琐碎的事，要被当成贪污犯批斗，曾想以死抗争。束星北闯到了浙江省军管会，说：“你们是要一个数学家，还是要几把椅子？”他以理相争，从而解救了苏步青。
用脚投票嘲讽中共的假选举、假民主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入山大参加选举人民代表。他没在选票上对指定的候选人勾选，却把好来坞影星英格丽·褒曼作为候选人写上了，以此嘲讽当局的假选举、假民主。像这样公然用脚投票，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多见。对中共假民主真独裁的虚伪，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但是束星北敢，他以恶作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
抵制“全面学苏”
52年山东大学采用苏联教育“专业”设置的经验，院系“全面改版”。都知道这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又是束星北站出来说，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
他走访过德国，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有人反驳说，那么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
当他得知帮助高教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提抗议：“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学经验都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糊弄，这样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和山大校长华岗论战 公开反对唯物论
束星北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极具天赋，他对社会问题也头脑清醒，具有真知灼见。
1952年当时山大副校长华岗开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政治大课，不但是全校的重要课程，也是全青岛市的重要活动。华岗每两周讲一次，一讲就是一下午。学生不敢逃课，教授也都坐在下面听，会下组织讨论谈心得体会。
报告会上，束星北当场反驳，和华岗争辩。华岗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说，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两人越争论越厉害，互不相让。
1954年山东大学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当堂否定王竹溪教授的学术报告 被领导约谈不认错
那时的浙大精神是“求是”。学生许良英说，他上课时，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常在课堂上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而老师与学生打擂台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可以挑战老师，给老师挑错，在学术争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在学问面前没有权威，那个年代浙江大学能出那么多大师，与学术自由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1952年底，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从北京请来的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
学术报告进行近50分钟时，束星北走上讲台，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黑板上王竹溪写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40分钟，期间无人打断。而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请他坐下来，他都没有。
校领导认为此事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批评他给王竹溪和山大造成不好影响。束星北说，有些东西，他（王竹溪）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学术讨论都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习惯甚至喜欢这种争论方式，他常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不丢人，不认错才丢人，这是他一贯的观点。早年他去欧美留学，跟随一些名师求学，这些经历也养成了他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行为准则。
之后，他不适合留在涉及军工机密的物理系，被迫转向大气动力学和气象学研究。
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抄家
1955年肃反运动，他遭停职审查。随着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升级，束星北被打成“束星北反党集团头目”。一些与他走得近的教授们，都成了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来抄家的人，翻东西、砸墙，看看有没有电台、枪支。束星北手里举著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搜查人员说，公民住宅不得侵犯。
他用《宪法》捍卫人权，招致了更大的迫害。妻子被拉出来和他一起遭受体罚批斗。最后他终因不堪其辱，选择了服毒自杀，却因服错了药没有成仁。
因“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言论 被打成“极右分子”
1957年，束星北全家。
1957年5月，反右运动“鸣放”期，他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演讲被二十多次掌声打断，引起在场知识界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歌颂“人”，不歌颂“宪法”，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那将很危险。“即使毛XX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他被多次要求做检查，但他不承认有错。
三年大饥荒期间 他在水库工地劳改
1958年，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历史反革命罪名的依据，是“雷达之父”那段历史。
1958年10月，他和1800名右派到青岛市月子口水库工地开始劳动改造。
白天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晚上没有床铺，睡在垫了点儿草的卵石上。吃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那里工伤、自残和自杀时有发生，可见环境的恶劣。但比起发配到夹边沟被活活饿死的三千多名右派，他已经是幸运的了。
浙大机械系毕业生伍建中，曾冒险去青岛劳动工地看望他敬仰的束教授，“他太苦了，我流下了眼泪，而他反而劝我不要难过，我不是很好吗？”
文革开始 专职打扫厕所
修水库劳改结束后，束星北回到青岛医学院，继续被管制劳动，做物理教研组的“教辅”（教学辅助人员）。当事者回忆： “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还要干净得多。”
“文革”开始，他从刷试管、烧杯、注射器，降级专职去扫厕所。
为了加速“改造”、“摘帽”，能恢复工作，他主动包揽下了全院所有厕所的卫生。束星北打扫的公厕，是混杂了痰迹、粪便乃至人体器官碎片的医学院茅房，有时得用手去抠被这些东西堵塞的大便池……
晚年的束星北厌恶过去，避谈过去，他有时会忽然变得焦躁不安，梦游般地满屋子嚷嚷着寻找水桶、拖把和扫帚——那些都是他当年打扫厕所的工具。
是理论家 也是实干家
在青岛医学院监督劳动期间，他修好了山东省所有地方和部队的大中型医院的医疗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例如，在没有线路图的情况下，他主动申请修好了一个废弃多年的脑电图机，使这台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起死回生，并顺手做了一个改装，使它的寿命延长了三倍，引起全院轰动。
束星北是搞理论物理的，但他动手能力很强，手到病除，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能力。他的“额外”贡献，不但解决了工作的急需，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而束星北本人只把这些看作是雕虫小技，他认为自己有大本事，能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嚎啕大哭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听到消息后，束星北起先高兴地拿出酒喝，随后嚎啕大哭起来，全家人为之愕然。他边哭边喊王淦昌、程开甲的名字，一位是他的挚友，一位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学生，他意识到这两个人参与研制原子弹了。
也已身为教授的大儿束越新说，父亲认为研制原子弹应该是他干的事，他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他很遗憾，是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哭。父亲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他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认为自己以前做的许多事，很平常。
其实就在两个月前，束星北还在向有关部门提出研制核武器的请求，但他的请求像以往一样，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早在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发生的当月，束星北应邀做过《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
两弹元勋程开甲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束星北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他对女儿束美新说，1941年，束先生和王淦昌带领他一起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是这样建议的，实际上我们当时的研究和爱因斯坦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但科研大门对他无情的关闭着
在青岛医学院，束星北的“办公室”是“门房儿”（门卫室）。他是涮茅房的“老束头”，聚在那里的都是干粗活的，看大门、看洗澡溏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都成了他的同事和朋友。他被彻底边缘化了，踩在了社会底层。
他少年时代，偶然间读到一部关于四度空间的科幻小说，开始迷恋于物理世界的神奇，并确定献身物理科学的人生志向。
离开浙大后，他被纠缠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科学研究的大门在他面前被慢慢关上，58年后被无情地全部关闭。这对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以探索物理世界奥秘为人生理想的一位杰出科学家来说，无异于被扼杀了生命。
束美新和父母。
女儿束美新说，父亲的追求很简单，只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教学环境和研究环境。他多次表达了不能工作的痛苦，但却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对他来说，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而是不让做事情，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他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把外面的烦恼都淡化了。
岁月无情地流逝，束星北内心的焦虑与日俱增，在多次在思想汇报中，他请求能发挥一技之长。
1971年，64岁时，他又递上摘帽申请：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那一年冬天，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著身子在青岛医学院门口扫雪的父亲，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她，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会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这一幕，发生在他的学生李政道首次访华的前一年。
束星北的家万万不能让李政道看见
1972年李政道首次访华，不仅提到了束星北，而且表示要见他的启蒙老师，“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当听说李政道要来见束星北，惊动了整个青岛医学院。据一位“革委会”成员回忆，束星北的家是这样的：
那是我所见到的最赤贫破旧的家，你说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烂烂的东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晚上便铺上被子做床用)，两个箱子(部队装子弹的箱子)，几张自己打制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地板虽是水泥的，可是到处都是裂缝，客厅中间还有一个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盖着一张三合板，简直就是个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卧室”，他的卧室不过是个两三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这么大，常年“卡”在里面能舒服吗？“卧室”里只有一床被子，严格地说，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烂烂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经经纬纬的黑色电工胶布粘连着，早就散了。
显然，这样的“教师之家”不能会客，也太难装饰，干脆放弃了，最后，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了师生会见。
提前“摘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签署了《上海公报》。当年10月，李政道首次回国对周恩来提到他的老师束星北，这不能不引起周的重视。那时，中共急于和美国建交，需要名人效应给自己涂脂抹粉，更想拉拢他们，于是束星北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果然，一年多后，束星北“摘帽”了，但“落实政策”是在1979年。
学生李正道成为老师束星北转运的“贵人”，这已是中国物理学界的美谈。但是，谁都能从这份温馨中，感受到一股寒意。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放了束星北一码。而如果没有李政道出现，“老束头”会一直在学员大门口的“门房”呆下去。
忧国忧民 甘做“人梯”
束星北在课堂上。
1978年，束星北到国家海洋局一所从事动力海洋的研究。1983年在青岛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他主持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培养了一批动力海洋方面的科技骨干和高级研究人才，还对海洋内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1979年，七机部准备在公海试射东风五号，需要计算弹头落入大洋打捞数据舱的最佳安全时限。束星北仅凭小计算器就完成了。
年逾七旬的束星北，尽管“宝刀不老”，但他冷静地给自己调整了工作方向，定位为“作人梯”， 这正是束星北的过人之处。女儿说过父亲的高尚情操，“他永远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他的生命，认为人在乎自身的得失是没有出息的。他是位科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才华和本事奉献给民族和国家”。 束星北的这次选择，就像当年抗战为打日寇，他放下了能出成就的理论物理研究，去研制雷达。
他看到，中国要想追赶世界科技水平，需要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于是，他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凭自拟的提纲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
束星北患有严重肺气肿，每天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抱病上课。能做事情，他感到欣慰。他时刻想着工作，小计算器就放在睡觉的地方。对大半辈子负重前行的这位科学家来说，已没有不可消解的愁苦，也没有无法排遣的困惑，他依然坚挺的脊梁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在晚辈和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听他讲课的人都深感幸运。例如，他批评“背鞋找脚”，用观点套材料的错误思维方式，指出只有十分重视那些偶然出现的、千分之一的，甚至万分之一的不同点，并深入探索，才能有新发现。他纠正了不少理论和推导上的错误。这种穷根究底的科学探索精神，他坚持了一生。
束星北的科学成就
束星北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作为我国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30至50年代，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做出过创造性的研究。同时在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抗战期间，在浙大校长竺可桢流动办学时的湄潭，他达到了一生当中的最高点，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有两篇是在《Nature》上发表的。其中1946年6月发表的《二任意加速系的相对性转换关系》一篇，王淦昌认为，“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在理论界应该有所反应”。
肃反和反右之间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在气象研究方面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他提出中国的降水是从印度洋来的，纠正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传统说法，对苏联专家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不久因政治迫害，中断科研。1965年，他在青岛医学院当勤杂工时，完成《狭义相对论》的写作。晚年在海洋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程开甲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群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或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而奠定束星北为大师的成就，是在战乱的49年以前取得的。束星北的天赋和勤奋，特别是他科学救国的思想信念，激励他在科学殿堂里，比别人走得快，跑得远，硕果累累。然而，奠定他成为大师级的专业成就，都是在49年以前取得的，尽管是在战乱时期。“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之后的几十年里，他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扫厕所和羞辱作践自己的检讨中耗尽了后半生的。
为何现实依然残酷和无奈？
有人说，假如他的一生始终定格在民国时期，假如他留在了海外发展，假如他和弟弟去了台湾……，这位“中国的爱因斯坦”会取得怎样瞩目的成就？女儿束美新叹息：“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现实是残酷和令人无奈的。”
王淦昌对束美新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束星北敢挺直脊梁对中共说“不！”而别人低头弯腰了。束星北这样的“中国脊梁”，必定招致中共打压迫害。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是束星北“抗上”的个性给自己招来的霉运。当年的这位“束大侠”、“束大炮”， 1932年7月，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当面顶撞过蒋委员长；他出手打了当总务处长的校长亲戚，他带头抗议民国政府镇压学生……，一贯打抱不平，行侠仗义的束星北，那时没惹出大祸，是因为民国的总统，校长、官员，宽容大度的对待了他，民国社会能容纳他。他秉持良知和追求真理的个性与搞假恶暴的中共格格不入。中共治下的社会，注定容不下束星北这样的正义之士。
学生于良哀叹：“束星北没有任何错，只是早生了七十年。”束星北确实生不逢时，让他赶上了中共窃政年代。然而，晚生七十年又如何？他的情怀、才华能得以舒展畅行？答案肯定照样不行，一样会有悲剧发生！杀人害人的中共正在历史舞台上做最后疯狂表演，还在编篡恶剧推出上演。华裔物理家张首晟跳楼自杀事件，不就是中共导演的一出新悲剧吗？让人欲哭无泪！
《档案》作者刘海军感叹：“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贫瘠的地方。”作为科学家，他有非凡的科学气质；作为知识分子，他有非凡的为人品质。束星北称得上是位大师级的物理学家，他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堪称江河一粟。
束星北的悲剧人生，是中共残害中国文化精英的一个缩影，是我们应该吟诵给后人的一曲悲怆的挽歌。
参考资料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悲剧》
许水涛：《束星北：在政治运动中消耗的天才物理学家》
责任编辑：高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3/n110225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