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共建政后，任仲夷在黑龙江省工作26年。此后，历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8-1980），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中顾委委员（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

据《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回忆：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并打长途电话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此文在2004年第8期《炎黄春秋》上发表。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是什么？

概括地说，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他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任仲夷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政治遗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亲历了毛发动的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

任仲夷有过两次挨整的经历：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挨整五年多。

上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忆说：1943年11月，我被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不久，就开始“抢救失足者”。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结果，“抢救”出许多“特务”、“内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劝我彻底“坦白”。我建议：“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任仲夷被“抢救”、“软禁”一年半后，没有发现他当“特务”、“内奸”的证据，最后，总算解脱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仲夷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他被当成哈尔滨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秘书潘东生谈到，在文革的大小批斗会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规模的批斗会几百人，大规模的批斗会超过10万人。潘东生很惊讶他能记得那么清楚。他透露说，每挨批一次，就用笔在笔记本点一个圆点。有一次，造反派发现他的这个“秘密”，厉声质问：“你想记翻天帐啊？”他回答说：“我是记录接受教育的次数”，这才蒙混过关。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声讨声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张木椅上，戴着三尺长的高帽子，上书“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几个毛笔大字。他双手被反捆，低头弯腰，红卫兵将一盆漆黑的墨汁从他的后脖颈灌入，一路流淌，从头到脚。

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用镜头记录下这疯狂的一幕。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总结上世纪发生的80件大事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这张照片作为代表。1998年，李振盛见到任仲夷时，将这幅照片送给他，他提笔在照片后面写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重演”。

潘东生回忆，任仲夷不止一次提到文革造成中国经济社会的极大倒退，给千万家庭带来灾难，给传统文化造成致命伤害，甚至造成某些文化断层。他曾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文革不能淡忘，记住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决不能让文革历史重演。”

第二，他亲历了邓发起的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

毛发动的十年文革把中共折腾到几乎亡党的地步。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于危亡，开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8年，任仲夷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在辽宁，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平反张志新冤案；二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三是为经济松绑。

张志新在文革中，因反对毛的极左政策，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江青、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被抓捕，被判刑，被酷刑，被割喉，被枪毙。当时毛的侄子毛远新主政辽宁，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长。张志新的死与毛远新、华国锋有直接关系。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要平反张志新冤案，阻力是相当大的。但是，任仲夷顶着巨大压力，为张志新平了反。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即毛的决策，毛的指示，如果被实践证明是错的，就要纠正。

此文一出，从中央各部委，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许多领导人都在观望，不敢表态。但是，任仲夷很快就表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秋，邓小平视察辽宁时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很多人受极左思想影响，谈“富”色变。于是，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辽宁期间，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允许搞个体经营，为国企松绑，甚至提出在大连办经济特区。

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给了广东特殊政策。邓希望他在广东办好深圳特区，闯出一条改革开放的路来。

任仲夷到广东后，充分利用中央给的政策，敢为全国先，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胆实验。

但是，他的一些举措受到中共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有人甚至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幸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闯过一些关、难。

在广东，他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算“平安着陆”，没有再次被打倒。从亲身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中，他深刻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没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难保。

第三，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思。

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毛制造的所有重大冤假错案，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的许多“敌人”，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任仲夷后来反思说：“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败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

时至今日，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不仅没能变成现实，相反已成泡影。中共政治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独裁极权。为什么？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邓小平亲手扼杀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邓小平一度认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于是，他请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民主运动，使邓感到中共统治受到威胁，邓下令20多万军队进北京，制造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从此，邓再也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了。

1989年至今，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出现了向文革的大倒退。邓当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广东实施的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国企松绑等，现在已被党领导一切，权力不断集中、国进民退等取代。

二是“共产主义幽灵”对中共领导人的操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幽灵”也被翻译成“邪灵”。只要中共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就必然被“共产主义的幽灵”或“邪灵”操控。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比如习近平，他的父亲在文革中挨整，他的母亲，他本人，他的全家，都在文革中挨整。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他应该对文革深恶痛绝，他决不应该回归文革。但是，今天，众目睽睽下，习一步一步向文革回归，向独裁、专制、极权回归。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实际上是被“共产主义幽灵”操控着。

《共产党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枪杆子”（军队）、“刀把子”（专政机器）强力维持着，与民主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结语

任仲夷是2005年去世的，至今已有19年。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之所以留下上述“政治遗言”，是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中共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在任仲夷去世前一年，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共产党的老底揭穿了。共产党无论它表面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它都是一个以“假、恶、斗”为本质特征的邪教。

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就不难理解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了。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28/n1425945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