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
我名叫程翔，我响应被告人邹幸彤小姐的呼吁，实名为“六四事件”及支联会作证，希望法庭能接纳我的证词。
我不懂法律，所以我的证词未必符合法律文书的严谨要求，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我对事件的主观判断和个人情感，所以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面之词，但我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我以专业新闻工作者秉持的原则，即：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的精神，作以下的证词。
甲 关于“六四事件”
一，我对“六四事件”背景的见证
我从1981年到1987年期间担任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这期间我见证了以下这些事实：
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共党内反对改革的力量急剧积聚的时期。我身在北京，目睹了改革和保守两股势力的激烈博弈。八十年代初，中共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萎缩、政治高压的局面，急剧需要改弦易辙，当年国内流行一个看法：“改革亡党，不改革亡国”。这句话反映当年中共面临的两难困境：不改革的话，中国会“亡国”（学者称之为“被开除球籍”），但改革的话，会触动中共“一党专政”的地位（即“亡党”），必然会导致党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党内两派的激烈斗争，为“六四事件”埋下伏笔。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后，保守派一直以各种理由来拖改革派的后腿。例如1983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1月中共借口1986年底的学潮罢免改革派领军人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罪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随着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8年以物价高涨为由反对改革派另一领军人物、新任总书记赵紫阳等等。这种背景，使我觉得“六四事件”是保守力量反扑的结果。我的这些观察已经写成《天安门的反思》一书并在1990年发表。所以，当我看到中共把“六四事件”归因于外国势力煽动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很可惜，这种错误的认知一直延续至今，甚至用来打压在香港的支联会。
我见证了从1982年开始，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学者和大学生纷纷举办“沙龙”和研讨会（例如1982和84的两次莫干山会议），大家认为中国进入一个“新启蒙”时期，对如何深化经济改革并进而推动政治改革提出很多意见及建议，对党内出现反改革逆流十分担忧。所以当胡耀邦这位具有鲜明改革意识的总书记因“八六学潮”被党内保守派通过“生活会”（而不是党内正规程序）罢免后，已经感觉到一场扑灭改革的歪风即将来临。这种担忧使他们在4月15日胡耀邦猝死后自发举办悼念活动，希望重振改革开放的旗帜。所以，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学生们自发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跟所谓“境外势力”没有半点关系。学生的自发性和北京市民的支持（精神上和物资上）是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得以发动和持续一个半月的主要原因和动力。
二，我对“六四事件”发展过程的见证“六四事件”发生时，我的职务是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兼总主笔。从1989年4月3日直至6月3日整整两个月，我都身处北京，见证了事件的爆发过程。在这期间我目睹以下事实：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由于他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他一直是党内保守派的攻击对象。这些攻击导致他在一个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由于“生活会”不符合党内领导人更替的法定程式，人们视之为一场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所以他的猝死，触发全社会对他的同情和对党内保守派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初起时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学生的诉求也是十分温和，只是要求政治改革，要求与政府对话，要求制止“官倒”（一种中共式的贪污腐化行为）。现任立法会议员、当年任英文《虎报》记者的梁美芬，在接受访问时更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咁和平”的集会。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暗示会予以镇压。自此学生觉得备受冤枉，于是提出更为激烈的口号和要求。社论发表后，党内外普遍感觉到一场镇压即将展开。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及呼吁要求中共最高当局悬崖勒马，避免灾难。4.26社论是保守派第一次激化矛盾。
五月四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发展银行”各国代表，发表了“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谈话，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学生闻讯后表示接受赵紫阳的立场并离开天安门广场。但当晚教委主任何东昌传达总理李鹏的说话，“赵紫阳的意见不代表中央”。刚刚回到校园的学生们听闻李鹏的传达后，又迅速走出校门恢复在天安门广场的集结。教委传达李鹏的意见，是保守派第二次激化矛盾。
五月十六日赵紫阳接见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透露了在中共的十三大会议（1987）上，党内有一个没有公开的决议，即虽然邓小平已经退休，但重大事件的决策仍然要请示邓小平，这件事被邓小平认为是赵出卖了他，想把学生运动的矛头指向邓小平。这件事笔者当时就已经听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在问，为什么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是从邓-戈会开始，而不是赵-戈会开始”？因为从公开安排上，赵的地位在邓之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赵就把党内这个不公开的决议告诉了戈。后来任凭赵如何解释，邓都听不入耳，保守派更借此煽动邓小平部署镇压学运、撤换总书记。这是他们第三次激化矛盾。
五月二十日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看到党内激烈的斗争将导致一场严峻的杀戮，党内外人士都十分担忧。他们使用各种公开的途径尽量为事件降温，例如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危机、6名解放军退休将领公开散发传单，反对使用武力等。群众甚至不惜卧在解放军入城的道路上阻止解放军行进。很多人向准备入城的解放军派发西瓜、清凉饮品，并向他们诉说北京并无动乱，不要入城伤害平民百姓等。戒严令是保守派第四次激化矛盾，使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最终以悲剧收场。
北京发生的悲剧深深地牵引着香港的同胞。五月二十一日我服务的《文汇报》发表“痛心疾首”的开天窗社论以此表达香港市民对即将到来的屠杀的愤怒和抗议。香港百万市民冒着大雨在跑马地集会抗议北京的屠杀。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具名谴责中共，这些谴责广告，都可以从支联会刊物《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广告专辑》（1990年5月出版）可以找到。
转入六月，由于形势危险，《文汇报》李子诵社长多番催促我回港，我无奈在6月3日离开北京，未能亲身目睹杀戮的场景。至于六月四日清晨的杀戮，是我回到香港之后从电视上看到的。
三，我对“六四”事件性质的理解
“六四事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屠杀。由于中共封锁讯息，“六四”惨案究竟杀害了多少市民，外界无法确切了解，但单从“天安门母亲”群体收集到的、单是北京一地的死难学生（还不包括工人和市民）就已经达到200多人，这些罹难者的名称、年龄及身份都已经刻在座落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六四事件纪念雕塑”上。即使我们接受200多死者这个大大缩小了的死亡数字，这都是一场血腥的屠杀，称之为“天安门屠城事件”绝不为过。这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次严重的罪孽。
“六四事件”中断了中国本来方兴未艾的政治改革，使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更加走向腐朽。当我看到中共调动坦克入城时，我脑子中呈现一幅图画，那就是这些坦克是来为贪腐开道的，因为学生一个诉求就是反对贪腐。果然，在坦克的“鸣锣开道”下，中国的贪腐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个危害全中国甚至世界的问题。今天中国面临“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的危险，这正正就是“六四镇压”令政治改革夭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六四”促成苏联东欧集团的崩溃。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下去，但以“坦克人”为标志的中国人民抗拒暴政的精神却意外地、间接地导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集团的崩溃。2019年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也是“六四”20周年），德国政府举行盛大纪念活动，我采访了这次活动，了解到原来中国的“六四”事件竟然是压垮苏东集团这只庞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关于两者的联系，我在香港记者协会纪念“六四”30周年的刊物有详细的记载，这里不赘。我在这里突出这点是想说明，天安门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场义举，即使它被扑灭后的余波也能够导致苏东解体，结束共产主义对苏联东欧人民的奴役，为世界带来积极正面的效果（结束冷战）。所以如果中共当时能够顺应民意坚持改革，则必然会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很大的进步。
法官大人：对“六四事件”的性质和意义，法庭不应该只听取镇压者一方的论述，而应该谨慎审视各种证据，聆听人民的声音，特别是被镇压一方的观点和意见。
乙 关于“支联会”
从支联会建立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参加它每年举办的“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除了2005-2007这三年我自己身陷中共文字狱外）。支联会的五大诉求：“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30年来向彻维园云霄，凝聚了香港人对中国的期望和关怀。除了“维园烛光晚会”外，我还参加由支联会筹办的各类有关“六四”研讨会，推动大、中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中国的问题。作为支联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愿意作以下的见证：
一，支联会的由来
香港人对天安门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遭到中共残酷镇压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这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来：
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冒雨集会，抗议中共镇压；演艺界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募捐活动，协助受害者家属；
香港的亲共左派组织集体站出来抗议，这里面计有《文汇报》史无前例地发表“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新华社秘书长何铭思宣布脱党、新华社社长许家屯（中共在香港最高领导人）被迫流亡海外、左派社团纷纷发表谴责中共广告（例如左派龙头组织“香港工会联合会”率领其80个附属工会发表联名广告）、更有年轻左派人士酝酿“另起炉灶”，筹组“新锐左派”（可惜计划胎死腹中）等等。
香港当年的政界精英，无不出来批判中共的镇压，例如前特首梁振英、现任“国安指定法官”郭伟健等，都曾经发表严厉的批判中共的言论，均见附图。
香港市民的义愤，完全是自发的、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基于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基于对香港前途的忧虑而走上街头。我们既无推翻中共的目的（绝非中共所污蔑的“颜色革命”），更非所谓“外国势力”能发动左右的。700万市民的义愤，是支联会成立的原因和群众基础。
二，支联会的性质
支联会从一开始就是香港左中右各界人士的自动自觉组合，而不是外国势力所策划、组建、及操控的。在最早期的组织里甚至有资深左派人士担任常委职务。在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清楚表明他是镇压的决策者后，中共遂下令各左派群体退出支联会。
支联会历年的经费，也是完全靠香港市民每年的“烛光晚会”捐献所得。市民的捐献，涓滴归公，因为支联会的运作基本上是靠义工来承担，长期以来只聘用一个全职职员。我们帮助支联会担任研讨会主讲嘉宾的也是分文不取。
谈到支联会经费来源，我想顺便说一件事。中共惯常的说法是它拿了外国势力的钱，但迄今拿不出什么具体的证据。这就使我想起，中共这种说辞已经几乎成为它们的“口头禅”，动不动就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拿来指控他们不喜欢的团体。我想以一宗诽谤案为例说明他们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2015年亲中共作家关秀琼（笔名余非）出版一本名为《“占中”透视》的书（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毫无根据地污蔑“独立评论人协会”（以下简称“评协”）收取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的钱，而后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分支。“评协”对此失实报导要求道歉并下架该书。对方表示拥有证据，对“评协”的要求不于理会。“评协”唯有诉诸法律。庭审时，被告所谓的“证据”均是来自左派报章的传言（hearsay）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结果被法庭裁定败诉，罚款25万（“评协”后来把这笔钱捐给一个法定的慈善团体）。这个例子说明左派长期习惯动不动就指控别人接受外国势力的资助也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还支联会一个公道，笔者强烈呼吁曾经积极参加过支联会活动的左派人士如程介南，郑耀棠、谭耀宗等各位出来为支联会作见证，以您们的良心说出支联会的成立是否受外国势力所左右。特别是程介南，他是支联会创会常委，带领左派组织“教育工作者联会”参加支联会。他们后来虽然在中共压力下退出支联会，但他们应该可以证明支联会的成立同所谓外国势力毫无关系。
三，支联会的贡献
我作为支联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目睹支联会为香港和中国作出重大的贡献。篇幅关系我无法展开来谈，这里只扼要地指出它贡献所在：
支联会帮助香港人治疗集体伤痛
“六四事件”是香港人的集体伤痛，经历这些伤痛后，支联会的“维园烛光晚会”为香港人提供一个机会舒缓这种伤痛。它使我们更关心自己、香港、中国的前途，从而提振精神去迎接种种政治上的挑战。30年来的坚持，“维园烛光”已经成为我们的共同集体历史记忆（common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把香港市民牢牢地凝固起来。
支联会给大陆“六四”受害者的家属带来安慰和温暖
支联会每年的“维园烛光”为身处大陆的“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带来安慰和温暖。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上，都有难属参与发言，他们都感谢香港人没有忘记这场悲剧，这种精神鼓励着他们继续去争取一个合理的政治解决方案。
支联会持续不懈的努力刷亮了香港“自由之都”的招牌，使国际社会对香港充满信心。
在1997年之前，国际社会都有一个共识：“回归”之后，香港能否继续保留原有的自由和法治，中共是否真正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落实“一国两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维园烛光”能否继续点燃。“回归”后的20多年，“维园烛光”依然灿烂，使国际社会对香港充满信心。支联会在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刷亮了香港“自由之都”的招牌。当支联会还存在时，它的这个贡献不容易为人察觉，今天支联会不复存在，“维园烛光”熄灭，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马上崩溃。这从反面衬托出过去支联会的价值和贡献。
支联会的坚持使香港成为中国的良心
在1989-2019年的这30年间，我们凭着这股“维园精神”，在不知不觉间把香港打造成为“中国的良心”。不但“六四”的历史真相在这香港得到保存，“六四”的冤情在这里也能得到申诉。久而久之，已经逐步形成这样一个美誉：在大陆凡是有冤无路诉的，都会跑到香港去申诉。在大陆，凡是不能讲的话，都只能到香港说。政治异见人士固然如是，即使是体制内的人，当其言论不符合当前政治需要时，它们也只能在香港发表，例如“六四”屠夫之一的李鹏，其回忆录《关键时刻》（俗称“六四”日记）就只能在香港出版，而素以箝制言论自由、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也同样无法在内地出版。曾几何时，香港人曾经为神州大地创造和守护一片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空间，这是我们全体市民对中国的最大的贡献。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光辉。这当然也是支联会不懈努力的成果。
法官大人：“支联会”从来就是香港人自己的组织，“支联会”的活动，是香港人自己的活动，表达我们的爱国情操，它曾经对香港、对中国作出重要的贡献，绝非所谓“外国代理”。对支联会的定性，不能只看政权的好恶，更要看市民的态度。
四，支联会的理念和行动并不犯法
任何人在判断是非对错时，不应该持双重标准，这是最起码的原则，法官处理国安法案件时更应如是。
一，同一理念不应有双重标准
一个政治理念，是对是错，应该由这个理念本身的内容和逻辑来决定其是否对或错，而不应该由权力来界定其对或错。如果由当权者提出时就“对”，由人民提出时就“错”，这就是双重标准。支联会之所以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是因为它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为什么这是危害国家安全呢？在1949年之前，这些理想、观念都是中共大力提倡的，正因为它提倡这些观念，获得人民支持，才能够夺取政权。中国学者陈敏（笔名“笑蜀”）曾经把中共在1949年前呼吁当年的中央政府类似“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众多言论编集成书，可见这些言论当时都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如今支联会提出同样的口号和理念，却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显然是双重标准。
二，同一行动不应有双重标准
中共及港共政权指控支联会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坦白讲，如果支联会有这些活动，就不会被部分香港人批评为“行礼如仪”了，可见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根据。
支联会的行动仅仅限于“维园烛光晚会”、“民主长袍”、“民主风筝”、各类研讨会等。如果这些活动属于“危害国家安全”，那么中共在1949年以前的行为，又属于什么呢？假如我们按照两条国安法的罪名来审视中共当年的行为，那么中共是否也在危害国家安全呢？请看下表：
附表：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罪名来审视中共的行为
按：上表关于中共行为每一项都有非常扎实的证据，篇幅关系无法在此呈现出来。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共当年的所作所为，要比支联会严重何止万倍。在今天中共掌权下，我们当然无法把中共绳之以法，但必须看到，相对于中共而言，支联会的活动就根本与“罪”完全沾不上边。法庭不能以“成王败寇”的理由来裁定中共的做法就对而支联会的做法是错。
法官大人：要判断支联会是否危害国家安全，是否先要确定中共上述理念和行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如果确认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危害国家安全，那么支联会危害国家安全才能成立，否则，对支联会的控诉就不能成立。如果同一理念同一行为，中共无罪而支联会有罪，这就犯了双重标准。不幸的是，对与错，往往是由权力一方说了算，所谓“成王败寇”也。但是，法官是否也应该启动Common Sense（常理、常情）去判断此案。
我作供完毕，谢谢聆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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