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继续摆弄法西斯和棍棒和欺骗宣传喇叭筒，拚命地打压和狙击中国民众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同时，邓小平施展软刀子功夫，转移视线：

邓小平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在经济上给农民一定程度地松绑；在城市，逐步减弱经济的计划指令性，一定程度地给国企松绑，容许更多的奖金激励机制......在施以小恩小惠的同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通过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人生观，什么“致富光荣，贫穷可耻”，影视媒体的“主旋律”充斥着“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无限欢乐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涂脂抹粉的作品，竭力诱导人民关注眼前的小恩小惠，做“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不去回顾刚刚熬过来的的血腥恐怖暴政历程，从而尽力阻止中国民众审视和反思共产党专制的罪恶。

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牢牢把握着中共专制独裁的船舵和根子，毫不放松。邓小平在农村施行包产到户，却又拒绝恢复土地私有制，把农村土地真正还给农民。邓小平开创的跛脚改革，改来改去一直改到现在，都丝毫没有放松中共专制独裁基础——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为中共操控市场、强迫拆迁、强迫征地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支撑着中共专制统治苟延残喘。邓小平拒绝取消歧视农民、限制中国人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拒绝取消毛时代建立的、侵犯人权的劳教制度；邓小平不仅拒绝任何向着真正法治化——司法独立的转变，反而以“打击刑事犯罪”为名，挥舞“严打”的屠刀，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继“文革”之后，继续大规模地破坏法制，再次大量地制造冤假错案；邓小平在经济上部分地放松计划经济的束缚，却又推出“计划生育”，继毛时代之后，以新的更为狡诈的方式野蛮侵犯中国民众的自由权利——生育自由权。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从东南亚独夫民贼李光耀身上找到了灵感，用心歹毒而且恬不知耻地把中共专制暴政造成国穷民蔽恶果归咎于中国人生育过多，以部分专家的偏见作为国策，强制推行，以流氓手段“调节”中国人口，为之不惜大规模屠杀婴儿......斯大林死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停止了大规模的迫害；邓小平却在毛泽东死后，以新的、更为狡诈的方式，继续着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反人类罪行，这在客观上延续了中共邪恶的专制生命。

前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开始注重公民的福利保障，到勃涅日涅夫时期已经建成了完备的苏联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邓小平却在维持毛时代中共侵害人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以“改革”为名，挖空心思地抛却国家对国民的福利责任：在农村，随着撤拆人民公社，将毛时代农民仅有的一点“福利”——合作医疗机构全部取消；在城市，先是要求国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由中共一手造成的国企问题上甩包袱，后是以各种“改革”为名，逐渐赖掉国家对城市居民公费医疗的责任......到江贼民时期，中共在国民福利责任上索性全盘甩包袱，实行不顾弱势群体死活的全盘“市场化”......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迟迟不能建立，原因不是中国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中共根本没有意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邓小平开始，中共的如意算盘就是尽力榨取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把大笔本应用于老百姓福利保障的钱“节省”下来，保障高干特权待遇、扩编军警队伍、增强武器装备、搞“金盾工程”加强对人民的监控......总之尽可能把钱用于加强专制机器。

总之，两手抓：为了麻痹人民斗志、转移视线，一方面“松绑”、让利；为堵死政制改革大门，不惜六四开枪、杀人盈城，“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邓小平的保专制路线，诚可谓机关算尽、用心歹毒。

其实，比六四屠杀危害更深远的，是邓小平麻痹人民斗志软刀子杀人功夫。从镇压民主墙运动开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就千方百计地诱使中国人去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实惠和一切无关根本的细枝末节问题，去做一个不问政治、漠视政治自由的“经济动物”。这是一条比毛泽东统治术更为阴险狡诈的毒计，这是因为：

政治自由权是一个社会成员其他所有自由的保障，对于统治者来说，牢牢地剥夺被统治者的政治自由权，同时又让其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自由，既可以弱化被统治者的抗争意志，又可以根据形势需要加强或放松对具体的领域的管控，做到“收放自如”。

毛泽东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邓小平“改革开放”保专制路线，在其死后继续祸害中国，维持中共专制的苟延残喘。

毛泽东依靠在极权下（全封闭的社会和洗脑灌输）煽动意识形态狂热和个人崇拜维系统治，既容易“物极必反”，也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大救星”一死，统治的支柱就很可能倒塌。如果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邓小平夺权失败，江青等人接班成功，中共政权很可能会在八十年代垮台，绝不可能维持至今。

邓小平的做法，则是充分地利用中国人的劣根性维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对于专制独裁统治，中国人乃至海外保持中国文化的华人远比西方民族有着强韧的忍耐力，只要经济上有些实惠可得，专制独裁的暴政、苛政在华人中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而且相当稳定，独立后的新加坡就是一个例证。只要有一口饭吃，中国人就难得造反，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暴动，都是生存危机引发的。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就是恢复并且极力强化中国人的重经济实惠，轻政治自由的劣根性。因此，邓小平的统治术，是一条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中共专制暴政的统治术，邓小平的“经济搞活，政治搞死”路线，虽然不可能永保中共统治，却能够把中国转型的代价增至最大。

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毛泽东的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保专制路线，在其死后却继续祸害中国，维持中共专制的苟延残喘，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邓小平的保专制毒计可谓是盘算得天衣无缝，但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其代理人胡耀邦、赵紫阳的良知，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这条毒计执行得很不彻底，以致于相继发生了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中共差一点翻了船，直到最终选择江贼民做代理，才彻底地贯彻了邓氏保专制路线：江贼民不仅进一步以经济利益转移彻底消弥人们的政治热情，而且以身作则，带头鼓励整个中国社会追求声色物欲，江贼民以八十年代在上海以舞会瓦解民运的成功经验，彻底地浇灭了整个中国社会追求政治进步的理想激情。

今天，不能不说邓小平的一手硬，一手软的“两手抓”策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今天，中国人普遍地只关心自己的钱袋，而非常缺乏追求政治进步的热情——普遍的犬儒化和市侩化。今天的中国人和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人相比，判若两个民族；今天，中共的专制暴政比起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的维权抗暴却普遍地停留在乞求中共中央主持正义、讨回个人损失等经济层面上，没有追求政治进步的意识，维权运动也因此不能形成争取公民政治权利的人权运动，这就不能消除病根——不断侵害人的权益，逼迫人们起来维权的中共一党专制体制。因此，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虽然声势浩大、虽然有成功的个案，却丝毫不能威胁到中共的专制统治。除非中共国经济破产或者强大政治外力的打击，否则中共专制统治不可能在短期内灭亡。这就是邓小平路线将把中国转型的代价增至最大后果体现之一。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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