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传统的“灾民文化”（任不寐语）造就了中国人典型的双重人格，那么，十年“文革”最可怕的恶果之一，就是使中国人的双重人格得到了普遍的强化和恶化。 如“文革”期间一浪高过一浪的学英雄运动，就是企图将英雄这一完人标准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形式，强迫每一个人接受。其结果是，公众都做不到，但迫 于环境、舆论的压力或出于投机钻营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得不表现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童年时代，我所在学校开展的学雷锋运动中，就曾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情：有同学为了获得学雷锋标兵的荣誉，竟把自己的铅笔和橡皮擦作为路上捡来的物品交给老师，以彰显自己拾金不昧的雷锋精神。

双重人格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我不妨在此将我读小学时经历了一件事情，说来给大家听听。尽管此事小得不足一提，但对我当时幼小心灵的震动竟是那样地巨大，让我对什么是双重人格以及双重人格是怎样产生的，有了初始的认识。

我小学是在一国有企业属下的一所子弟学校就读的。这所学校没有中、小学之分，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有。记得有一年临近学期末，又有一届高中生要毕业了。由于“文革”时高考制被取消，高中毕业生几乎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只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语）。当时正值“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每到这个时候，学校免不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毕业生到农村去。然而，就在学校官方的宣传和动员攻势尚未掀起之际，一位姓朱的毕业生做出了惊人之举。他主动请缨，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要求“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这一举动，引起了学校的高度关注。学校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揭开了一年一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和宣传序幕。当时，在学校全体师生大会上，学校领导宣读了朱姓同学热血沸腾的申请书。大家听后都激动不已。这位朱姓同学平时的政治表现就非常好，在学校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也是他们年级最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尽管当时我还小，还不太懂事，但内心却非常仰慕他，觉得他应该是我一生学习的样。

经过一阵喧嚣之后，学校放假了，毕业生们也奔赴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后来，我不断地从大人们的口中得知，那些到农村去的青年，过得很苦。他们的父母经常通过各种途径给他们捎一些猪油之类的食品去。大概过了一年，有一次我正在上学的路上，突然看见那位朱姓同学拎着一个公文包恍悠悠地走着。我当时感到纳闷：他不是到
农村去了吗？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毕业后他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通过关系留在了城市，到政府某机关上班去了。当时，我听说此事后，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难以相信那是真的。我对自己从小以来所受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产生动摇，可能就始 于此时。

一晃又是20多年过去了。1998年的一天，我从本省的一份报纸中，偶尔看到了那位朱姓同学被判刑的消息。原来，朱姓同学通过不断的钻营，后来爬到了某国有企业总经理的位置，后又因贪腐之事东窗事发，最终身陷囹圄。看完这则消息后，联想到朱姓同学在学校读书时的表现，我欷嘘不已。

我们“文革”时的教育，就这样以道貌岸然的形式，培养出了一个个人格扭曲、而又分裂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民族的悲剧和耻辱并未结束：双重人格的伪君子有增无减、比比皆是。比如，那些高喊爱国喊得最凶的愤青们，恰恰可能是最不爱国的；那些高喊反腐败喊得最凶的公仆们，恰恰可能是最腐败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任不寐先生曾反复地说：“像说的那样去生活”。今天仔细回味起这句话，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份量，竟让人感觉到是那样地沈甸甸。是的，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如他所说的那样去生活呢？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转载<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