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中国大陆南方，一个受尽折磨、九死一生的“黑二代”-“地主仔”，终于逃离文革的炼狱，游过大海，到达自由的彼岸！

文革时称地、富、反、坏、右为黑五类；近年来有“红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 的称谓，现仿此以“黑二代”称“黑五类”的子女。

“地主仔”是广东话对地主儿子的称呼。

我是1940年出生的。父亲是民国初年的广州警官，伯父是当时中华民国的海军舰长。他们在广州任职期间，国父孙中山先生仍然在世。我几岁时就听到很多关于前辈跟随孙先生革命的故事。“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是前辈的经常性语言。

抗日战争前父亲和伯父就回到故乡，解甲归田。他俩人成为乡间的绅士，带领村民，开山造林，垦荒造田。还兴修水利，修桥建路。水田种稻，旱地种蔗；进而开办糖厂酒厂。特别是兴办学校，使得乡间农村的孩子接受教育，这一善举至今仍然为同乡后人铭记，写入族谱。

抗战时期父亲任县抗日自卫大队长，积极抗日，是典型的爱国者。

我 1940年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岁了。为了我早日成才，还很小就聘请了家庭教师，陪我读书上学。我的母亲当我喃喃学语时就开始教认字和算数，数石子从一开始数，很快就懂数到一百。到五岁时，已经读完四册“看图识字”，记得第一册是一个图一个字，第二册是一图二字，⋯，第四册已成为一幅图一句或者是一个成语了！算术已经懂得“十百就是一千”，“十千就是一万”，“十万”和“百万”等等；还学懂了一位元数字的“＋”、“－”和“X”。所以，当父亲将五岁的我送入小学时，学校里的老师就叫我从二年级开始读好了。

1945 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与美国并肩抗日胜利，一跃而成中、英、美、苏四大强国之一，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当此时也，父亲谆谆教导，要发愤读书，长大后到美国留学，学习美国的科学和民主，寻求强国富民之路。

到了1949 年中共建国那年的夏天，我还未满十足岁就已经小学毕业了。

1949 年中共建国，我的父亲和伯父一早就将全部田地契交县“人民政府”，他们是同意平均地权的。因此初期还赢得了“开明绅士”的称号，但很快就被逮捕入狱。

50－51年，中共镇压反革命，三位比我大几岁的堂兄，也跟着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两位枪毙、一位劳改；他们是高中毕业未久的青年学子，较小的那位枪毙时才十九岁！

1953 年中共在家乡进行土改运动，我的父亲和伯父被逮解回乡公审。在共干和土改工作队的指挥之下，乡间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其实是一群流氓地痞）轮番上阵，拳打脚踢，跪玻璃碎，水灌鼻孔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斗人理论是：“一定要打倒地主的威风，不然分了田地也无人敢要的！”，“要将地主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两天下来，父亲和伯父已被斗得死去活来，半条人命，神志昏迷，食物饮水不进，坐立不能！到第三天早上，一批人将他俩人装在箩筐里边抬着，由一队民兵荷枪押解至区人民政府囚禁，翌日死于狱中，从未告知家人，迄今不知葬身何处！

土改期间抄家多次，一切财物、粮食都被拿走；几个书房中的藏书和名人字画尽毁；还有父亲和伯父在广州当警官和海军舰长时的旧照片以及友人李济深（中共开国时的国家副主席）20－30年代亲手写的对联，全部毁了当作垃圾丢弃！

父亲被斗死后，全部家产被没收，包括住房、衣服和棉被！全家大小被赶到一间破烂的猪栏里，当时天气很冷，母亲白天继续被斗，晚上回来就在猪栏里边铺上稻草，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们钻进稻草堆里御寒过夜！

随后的日子里，翻身的农民们在村支书（共党村支部书记）、农会干部和土改工作队的带领下，继续斗争母亲和伯母这些“地主婆”。

就连一位“解放”（1949年中共建政之谓，以下简称49年）前夕才结婚的堂嫂 －六嫂也不能幸免。 她本来是抗日战争的难民孤儿，由北方南下。

她47－48年间流浪到湛江市一间酒店当待应生，与笔者堂兄萍水相逢，堂兄对她怜爱有加，求得伯父同意，娶了为妻，进入邱家，成为“六少奶”。50－51年，中共镇压“反革命”，这位堂兄“六少爷”，笔者称他六哥，被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而这位年轻的“六少奶”－笔者的六嫂，新婚未久，从49年起就进入了“地主婆”行列，转眼之间又变成了寡妇，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幸好她尚年轻貌美，引起不少共干、民兵唾涎，稍后终于被邻村民兵队长看中，抢占为妻，于是又改变了阶级成分变成革命干部家属，幸运地脱离“地主婆”行列，避免了一生被斗的命运。

接下来就是，荷枪的民兵每天一大早就来把我家全部大人－成人押解到农会继续施刑审问。那时，其实家中只剩下母亲们（即所谓“地主婆”），男性成人早已被捕入狱或被枪毙了！

刑审主要是逼问还有多少金银珠宝和钱财未能交齐出来。对“地主婆”或拳打脚踢、或用绳索绑住两个姆指吊起来拷问：“地主婆，你将金银财宝藏在何处？或是送给别人收藏？”

“你不要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出一点！你不快快说出来，我们就要打死你！”

由于伯母受不了这些酷刑，很快就投河自杀了！

由于抄家后家中粮食非常短缺，想向亲戚或邻居借些粮食也不可能，因为当时每个被划为地主的人，都被划分阶级队伍的运动孤立了。很多以前的亲戚朋友都不再敢于接近我们，唯恐惹得“同情地主”的罪名，或者挨上“没有站稳革命阶级的立场”、“不要再做剥削阶级的走狗”等等的批评，随时会因未能“站稳阶级立场”而被斗争。

很快，母亲和两个妹妹就因饥寒交迫、疾病缠身而悲惨地死去，妹妹死时才四五岁！母亲和妹妹都是由笔者亲自送到乱葬岗埋葬的！然而，当时笔者也只是十二，三岁而已！

土改过后，笔者家人已死过半；妹妹饿死后，只好偷偷地把弟弟送到种植蔬菜沿街叫卖的贫农舅父家养大，但舅父家贫未能送他入学，所以他毕生只有49 年前的两年学历。

土改分给我家未斗死饿死的生存者每人一份土地，但是，我家领到的土地，却是一份缺水灌溉的河边沙田，若天不下雨，秧苗就旱死；下雨多了，河水泛滥，又将种植的农作物冲毁！总的说来，真是有种无收，白费功夫！

更为恼人的是，不管是有没有收成，公粮和余粮要照样上缴。所谓公粮就是农业税，是按照每户人家分到的土地面积抽税，在我乡是种水稻为主，收割后按照规定缴交稻谷就是交公粮；至于余粮，顾名思义，应该是农民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但实际执行起来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一级一级把任务压下来，不管你是不是有余，更不管你是否吃得饱，硬性规定每口人要按照政府的规定，以低价出卖粮食给国家收购。有所谓“统购统销政策”。假如某乡村的农民因天灾不能完成公、余粮任务，鄕村共干就拿地、富开刀，开斗争大会，揪出未完成任务的地主、富农来批斗，宣布罪状：抗缴公粮、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等等，以“杀鸡警猴”！

如前所述，我家土改后务农种田，大都是有耕耘无收获的！

但是，即使没有收成，前述的公粮、余粮仍然要依照规定缴交！

如何缴交？我们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上山打柴卖，卖柴所得到的钱用来在“自由市场”买回稻谷，先筹足公粮，剩下实不足以充饥，只好以杂粮、薯苗和野菜为食！其二是经共干批准，写信到海外请求汇款救援。

“自由市场”是指当时农民在完成统购统销任务之后的少量农产品交易市集。其实那时的农民也穷得很，无处挣钱；为了买盐，买药或一些必须的工业品和看医生等，都急需钱用，迫不得已，将口粮变卖，交换必须品，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余粮”或“商品粮”。

所以，过了“土改关”，劫后余生的“地主仔”生活也不好过。

到了1955年，政策宽松了很多，加上中共需要外汇，于是共干鼓励我们有亲人在海外的寄钱回家，不再没收。

我的大家姐在广州读完大学后，在国民党的市政府工作。当“解放军”渡江时，幸好她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走香港，改嫁名医而进入中医界。

我那时将近十六岁，依规定仍可报考初中，大家姐也答应支持。我当时也很希望回到学校学习，于是向监管我们的共干申请，那位共党支部书记、村干部说：“按照政策，地主仔也可以进学校读书的，但是我要请示一下上级。”

就这样一连拖过了两年招生考期。到了1957年夏季招生时，我已18岁超龄了！这时，我堂姐的男朋友，一位贫雇农家庭出身的在校高中生，他对我说，不要再请示你的村支书了，就马上报考吧！

不得已而为之，我在中学招生报名表上少报两岁，填写1942年出生的！

十分幸运，我的数学考了满分！本来足够进入县重点中学的，但是，招生人员一看考生是“地主家庭出身”，就搁在一边；最后，被一所较偏远地区的第七中学校长看到，收入该校就读。直到2000年前后，这位校长来美国访问，见面仍提起这事，并说及因接收我入读中学，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多次受到组织批评。

开学时，到校报到。接待的老师一知道我是邱国柱，马上另眼相看，因为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太好了！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是重点中学的材料，也因此非常欢迎我来到这所较偏远的二三流中学了！

入学后，由于中学代数、几何的浅易，几次考试又拿了満分。教数学的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姓黎，我们称他黎老师。黎老师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优秀的学生；常常将我的考卷当范本，贴在课堂上给同学参考；也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帮助改同学的作业。黎老师有一位女儿也是我的同年级同学。

我入中学的第一年就是1957年，入学不久反右运动就开始了！这对于我们初一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有一点莫名奇妙的感觉，只见老师们常常开会，黎老师缺教数学的课愈来愈多，只叫学生们自己温习和预习。

由于土改期间，我是地主仔一名，基本上是跟着家人被斗，已有几年不能进入学校，但我从小就养成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一有机会就看书，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所以自学中学的语文、数学毫无困难，更因同学们的靠拢又自然而然地成了班上的自学辅导员。

到了第二学年，我们的数学老师黎老师和他的女儿黎同学都不来学校了！后来才知道，黎老师也是地主家庭出身，被定为右派，不能再教书了，已经全家连同黎同学一起下放到农村去了。

非常可惜，黎老师的女儿，一位十来岁的初一女生就此辍学了！

我校还有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为节省篇幅，容后再述。

翌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依上级指示，又在校内开展“拔白旗，挿红旗”，“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运动。具体做法是，每个同学至少要放五张大字报，互相揭发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起初大家不当囘事，同学们也都觉得没什么可写上大字报的。但学校的团组织发动团员学生带头写大字报，并规定所有同学都要完成五张的任务！

我那时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被评为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好和身体好的“三好学生”。多次被校长、老师在全校周会上公开表扬，被树立起为模范学生榜样。万万想不到自己会有问题的。

突然间，一位室友，当着我的面对大家说，我要放邱国柱的大字报。起初，我以为是开玩笑；同学们也说，邱国柱是模范学生，你有什么好放的呢？

他说，不然！一）邱国柱是地主仔；二）邱国柱是由海外资本主义地区的亲人支援读书的；三）邱国柱的学习成绩好，证明他是想成名成家，走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不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

经此一说，听到的同学一哄而上，一齐放邱国柱的大字报，立即有数十张指斥我的大字报贴在墙上。其他班级的同学看了以后，也就有内容完成他们的每人五张大字报任务了！

一日之内，数千张指责邱国柱走白专道路，邱国柱是白旗样板，如此这般的大字报贴満学校走廊，课室内外；内容依样画葫芦，形式千篇一律！这铺天盖地的格局，令人不寒而栗！

跟着学校党团组织召开全校师生思想斗争大会，揪出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共三人为斗争对像，作为应该拔掉的白旗！

在数以千计的老师同学面前，被作总结报告的团支书老师指名道姓批评，被作为全校首面应拔掉的白旗，我在台下（因为是初中生，尚未须上台被斗）十分无奈，头也抬不起来！

然而，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开除我的学籍，把我送回原籍农村。这样的批斗对于一个“地主仔”来说，却是司空见惯的，比较起农民斗争地主时文明多了！

幸好当时的学校领导们认为初中学生是教育改造对像，未给我任何处罚。

其后几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映到学校中来就是劳动、劳动、再劳动；停课缺课很多。

对我来说，能够不囘农村做“地主仔”，被管制劳动，就很好了。因此，有机会留在学校里，无论是劳动还是学习，我都是名列前茅的积极分子。所有的暑假寒假，我都留在学校工作和学习，或自学进修数理科学，或在学校图书馆做义工，就是不回农村“地主家庭”！

1963 年夏天，我终于高中毕业了。

我的前途是很渺茫的。如果不能入大学，就要回到农村老家，那里的一部分人，始终将地富子弟看作“阶级敌人”，尤其那些曾经斗死我父母的“积极分子”，他们那些狭窄的小农心理，认为“斩草必须除根”，恨不得将我们清除净尽，免得将来“反攻倒算”，报他“杀父之仇”！

每当我回老家，民兵常常通知我跟着地富份子一同开会，民兵队长对着我们训话：“你们黑五类份子听着，只准你们规规矩矩，不准你们乱说乱动！你们不要指望国民党回头，更不要希望资产阶级右派复辟。若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首先用机枪将你们扫掉！”

此后两年，我欲报考大学，进入招生办公处，其中有一次办事员竟是我表哥的儿子，家庭成分是中农，也是小时候较我高级的小学同学，他一见到我就大声说，“地主仔”你连想都不用想要入大学！竟连申请表都不给我填写，就叫我离开。

很多老师和同学对于我的处境十分同情，但都爱莫能助。

有位老师鼓励我说，你的数学、物理基础好，你可以继续自学高等数学，将来国家有可能需要，也有可能利用你的；又或者自学中医，既可谋生，亦可济世。诚哉斯言！

又有一位十分要好的女同学，贫下中农出身，共青团员，她一向仰慕我为人正直，学习成绩出众，常常热情辅导同学学习，包括她自己。当时，她也没有考入大学。中学毕业后继续与我保持联络。有一天，她提出：让我们结婚吧！但是，我縂不能跟着你回老家农村，变成地主成分的家属呀！你有堂兄和姐姐在北京和昆明各地当干部，是否可以到他们那里找份工作，我们就结婚吧！

我觉得她言之成理。于是马上动身到粤西去探访我的姐姐，自49年姐姐离家入广州南方大学后，又参加土改工作，至当时 1965 年未曾见面。此时姐姐和姐夫均为县级干部，姐任县妇联秘书；姐夫在人民公社化后，任公社党委书记。

见面后说明来意，让他俩人大吃一惊。当时，正值1965年“四清运动”，

他们根本不可能收容我这个“地主仔”！

“四清”运动是指：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姐姐害怕群众看到我，要交代我的来历，便把我藏在公社的杂物室内，招待我两三天，就打发我回家了！

高考与谋职双双碰壁，囘老家更属死路一条！

其时有很多朋友告诉我，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去了！然而，我是非常害怕的：可能在边界被开枪打死；可能被抓到，押解回劳改或枪毙；也许在大海沉溺或被鲨鱼咬死！但一转念，与其囘农村做地主仔等死，不如死在大海更波澜壮阔呀！

当我把这决定告诉前述同学女友时，她也十分支持说：你到香港找到你的大家姐，你还可以入读大学，前途无量啊！只是我俩还没有结婚就分离了，以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说罢潜然泪下。

意志已决，便开始奔向自由的惊心动魄的历程。

长话短说，简而言之。1966－1970，五年之内，因冬季水寒，仅每年夏天，出发一次。四次被抓回，第五次最后成功到达目的地。其中两次带同弟弟，一次才到中山县，未入边防区已被截回。另一次已到海边，又被民兵抓住，送入收容所。

其时在毛号召之下，文革红卫兵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武斗频传，死人无数！我和弟弟尽量留在收容所里面，坚决不透露真实姓名地址，当然也就隐瞒了地主仔身份，混在盲流农民工之中。因为我们深知，若被送回老家，必死无疑！

果然，后来得知，我的堂姐的女儿就在红卫兵武斗中死去！

我的这位堂姐，也就是伯父、中华民国海军舰长的女儿。师范大学毕业，49年前任广州郊区的中学校长，57年已定为右派；其夫为中华民国陆军学校毕业生，49年前已是少校军官，50年代初即被送往青海军垦农场劳改，死于荒漠草原，未再生还广州！而这位堂姐的女儿，算起来应是黑三代了！她比我只大两岁，抗日战争时期，父母带着她三姐妹全家到外祖父家逃避战火，她姐妹们曾经短期跟我一起上小学，抗战胜利后才回广州。文革批斗死时，她是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

另一噩秏传来就是，我的在粤西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姐夫，被革命群众斗死了！

斗时迫令我姐挖地洞，大家用木棍打头，打晕后，踢入洞中，再逼迫姐姐铲土生埋！此后，我姐午夜梦回，常见姐夫呼救：“我还未死的，请送我去医院急救吧！”十数年不止！

其惨绝人寰之状，尚不敢言；直至30年后，我姐移民美国，才敢详细对我说出这事。这时，我姐姐和我都觉得，幸好当年姐夫没有收容我！否则，我这个“黑二代”一定跟姐夫一起被生埋了！

到了1968年夏天，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毛主席批示的布告指称：“最近两个月，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跟着广西就传出集体屠杀“黑五类”事件。很多地主全家老少被民兵集体枪杀！

这时，我知道我只有破斧沉舟，直向对岸；回头只有死路一条！

1970年夏天，我终于成功抵达自由的彼岸。

这次同行的江X村兄，却在海边被边防部队的军用犬咬回来！但他翌月再来，又成功了！

在这结尾处，再说一个巧合，就是1978年夏天，我将移民美国的时候，突然收到江兄的电话，告知我他也移民美国，并且同乘一架从香港机场起飞的飞机！

真是无巧不成书。于是，我们向航空公司请求连座，同到东京；江兄转机纽约，我着陆洛杉矶。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江兄应无恙，亦已经儿孙满堂了吧！顺致敬候。

－－原载《议报》：http://www.epochtimes.com/gb/18/4/27/n103408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