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份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于是，江青便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副组长。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的实际组长。
随着文革的深入，江青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到1966年下半年为止，事实上中国所有重要的文化机构都受到了军队的控制。
1966年12月12日，许多所谓的“人民公敌”，包括剧作家、演员、电影和戏剧导演、诗人和作曲家被一律押往拥有10000名观众的工人体育场，每个人都在他或她的脖子上挂着木制的布告牌。
接着，江青夺取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没收了其设备、手稿、乐谱、电影，将后者加以重新改编并以修订过的版本重新发行。她命令作曲家撰写后来配合于“大众文化作品”的作品，并根据大众的需要改编。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网络图片）
江青改革京剧和芭蕾舞剧
文革初期，在林彪和张春桥等人的吹捧下，江青成了“艺术上的内行”，但中国文艺却迎来了“冬季”。1966年，北京京剧一团、中国京剧院以及中央芭蕾舞团等文艺团体的建制改为军队建制，并实行军事化管理，此时，具有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顾问正式头衔的江青便开始其京剧现代化的计划。
在芭蕾舞领域，江青居然禁止了“兰花指”和向上翻转的手势，而与此相反地要求舞蹈者运用紧握的拳头和暴烈的动作以证明他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憎恨”。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艺术被江青运用变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
其实，在江青的诸多“改革”中，京剧的变种——“革命样板戏”是最有名的。从1966年12月22日开始，《人民日报》发表笔谈、文章，开始使用“革命样板戏”一词。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举行文艺汇演，当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把参加汇演的八部戏定为“八个样板戏”，分别为：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6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汇演结束，并发出号召，将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这八个被江青封为革命“样板戏”，可以说无一来自江青领导下的创作。其中《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剧本早在1958年就出台。其它的剧目也在1964年前后上演。
“样板戏”是为愚弄欺骗民众而的出现，是对毛与中共的肉麻吹捧与美化。这些“洗脑”戏，比普通媒体洗脑、课堂洗脑更无孔不入、更潜移默化的一种洗脑。
有些人，不幸从小学开始，他们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就是：“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红灯记》），精神生活全被“样板”戏占据。他们是受害极深的一代，那些打在灵魂的烙印很难在极短时间内变淡直至彻底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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