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内政外交迅速陷入“癫狂”状态中。在外交方面，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

直接起因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命到外交部，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领导的权。

8月14日，造反派接管外交部政治部；8月19日，封闭外交部党委办公室，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押进地下室，夺了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权力；并开始以外交部名义对外发号施令；造反派头目姚登山成了外交部的临时一号人物。

8月17日，香港三家左派报纸《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刊登煽动性文字、意图引起警队成员不满，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刊。

8月20日，造反派控制的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香港报纸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

事件经过

8月22日晚，上述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外事口造反组织“反帝反修联络站”，召集数万人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为由，大批造反派，不顾警卫战士阻拦，分三路闯进英国代办处。

当时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工作的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回忆说：

“晚上10点半左右，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有人推倒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目标。”

“我们很快转移到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房间的烟雾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越来越大。我听到一些人在高喊：‘杀，杀，杀！’但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大楼已有一部分被占领。一些人是从房顶爬进到大楼的，一些人是推倒大楼的院墙后进大楼的。”

“我们在保险库停留了约45分钟到1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比呆在外面更危险，因为里面很热，浓烟呛人，呼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决定，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以便大家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情景是：整个大楼都在燃烧，火光把夜空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像发疯了一样地冲到我们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当时，我做了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的所有妇女都受到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妇女也有同样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的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倒在地。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另一名女同事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能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他，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聚到一起，并与红卫兵分隔开了。这时候，有人搬来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有一辆拖拉机慢慢开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像里面只有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把我们送到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被打死。”

魏思敦爵士说：“这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

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周恩来的四个举措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中共建政以来在国际上影响极坏的重大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英国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声。

中共总理周恩来采取了四个举措平息事态：

第一，紧急召见、严厉批评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

第二，批准由中方出钱修复英国代办处被损毁建筑。

第三，接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正式向英方道歉。

第四，向毛泽东状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8月25 日凌晨1点，周恩来召见时任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王力8月7日的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泽东，并说：“王力在外交部的‘八七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不要露任何个人看法，客观如实地反映情况，请主席指示。”

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立即向毛汇报了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造反派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

毛泽东让王力当“替罪羊”

8月26 日上午，毛召见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当天中午，杨成武飞回北京，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马上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毛的决定，王力、关锋被抓捕。不久，戚本禹也被抓捕。

王力最初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之后，被押解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内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黄历新年前夕，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从此，一关就是14年。

据《王力反思录》中讲，他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

为什么？

王力在《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中回忆说：1967年8月7日，他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到外交部去了解情况，“没有系统地发表什么讲话，只（在听汇报时）有一些插话”，是别人把它整理成所谓“王八·七讲话”，而“有些重要内容他们没有整理进去”。

王力称，他的插话“是根据毛主席的调子讲的。差不多是（毛）主席的原话”。譬如“打倒陈毅”的口号，毛说过：“群众喊打倒就让他们喊嘛！”再有红卫兵办外交的话，“我不是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我是说:‘能处理红卫兵问题的人就能办外交。’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有“有点权才有威风”，“这不是我的话，毛主席讲过”。

王力还说，毛主席“早已看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那些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

也就是说，王力去外交部煽动夺权，是秉承毛的旨意行事。

毛的极左思想是总源头

文革爆发后，毛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实施他的意图。

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是毛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不过是毛、江手中的一个棋子。毛、江通过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面授机宜，外交部的造反派才有恃无恐，行为越来越极端。

“火烧英国代办处”这种极左行为的总源头，在于毛当时在外交上的极左思想——“闭关锁国搞文革”。

文革爆发后，中共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领馆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共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

更严重的是，中共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毛的极左思想对外交的冲击达到顶点，发生“三砸一烧事件”，即6月18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８月５日砸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结语

1966年7月8日，毛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文革爆发后，中共的天下确实大乱了，各种极端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天下大治的影子都没有。

到了1967年8月，毛遭遇三重打击：一是2月在北京遭遇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二是7月在武汉遭遇军队将领反对的7.20事件，三是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遭遇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怎么办？毛将他三个“御用文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他的“替罪羊”。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9/9/n140706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