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１〕说过：“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 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２〕王蒙说的“这个活”，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早就跃跃欲试。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危险的领域，一旦进入，我就充满激情。显然，“这个活”是一项大工程，我能够为这项工程添一小片砖瓦，也算尽力了。

从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文革，此间还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串连，亲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会气氛。1968年1月，我到新华社任记者。此后几年，采访了一些与文革有关的事情。不过，亲历也好，采访也好，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对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愿望。2007年我写完《墓碑》以后，就转向对文革的研究。虽然文革通史已经出版了多本〔３〕，我还是愿意将我经历和理解的文革过程写出来，供大家批评。

官方文革史局限于原来的意识形态，局限于原来的政治制度，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个人情感影响，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站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文革。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人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４〕社会不公平、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所以，对文革的研究要突破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一段历史作了官方的结论。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为了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当时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就不可能有以后三十年改变中国的伟大活剧。但是，历史学家在还原文革真相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折衷、妥协。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５〕把毛泽东196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既违背历史真实，也难以说服人。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６〕。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乔治·奥威尔说〔７〕：“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官方确定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立场，那么站在甚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８〕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写中国近代史的要求是：“叙事客观，分析深入”〔９〕。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时追求的目标，我尽可能用中性描述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第一，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容易带进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会有损“叙事客观”，第二，我学识不足，要“分析深入”确有困难。不过，我在写这本书时，时刻铭记着吴先生的这八个字。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史是艰难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相对于文革研究的先行者来说，我是后学。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我阅读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叙事的文革通史，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对重要专题的深入探究，有地区文革史，有文革理论探索。我在读这些著作时，在我头脑里深深地记下了以下名字：高皋、严家其、王年一、卜伟华、席宣、金春明、麦克法夸尔、王友琴、周伦佐、何蜀、王绍光、王力、陈晓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徐景贤、聂元梓、余汝信、刘国凯、徐友渔、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谦、高华、印红标、韩钢、萧喜东、丁东、陈益南、唐少杰、钱理群、张博树、朱学勤、陈奎德、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杨曦光、舒云、丁凯文、徐海亮、启之、司马清扬、周孜仁、华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陆、李逊、董国强、邓振新，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有一些学者甘当其他研究者的踏脚石，默默地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这项工作意义深远。傅斯年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良霄、顾菊英伉俪的《十年文革大事记》，还有《记忆》、《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馆》这类文革史料电子刊物的编辑者，他们做出了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几年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时刻对这些先行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徐友渔、丁东、卜伟华、余汝信、李逊、丛文滋审读了这本书的初稿全文，何蜀、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审读过初稿的部分章节。审读者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在此，我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5年8月　北京

注释：
１，王蒙，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２，王蒙：《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３，已出版的文革通史（中文）是：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在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译本，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张万舒：《狂热的年代》，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12年。４，邓小平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代都属后邓时代。５，《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２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７，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８，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年5月4日。９，吴大猷：《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引自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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