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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革?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

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

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

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

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不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中共建政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

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在: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六五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拼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六七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力量难以触动,毛就打算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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