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高层人物中，康生是一个奇葩的复合体：一方面他是贝利亚式迫害狂；另一方面他又是国学大家 ——其书法和国学造诣中共党内皆无出其右，他的书法堪称当代中国书法大家——前清翰林院庶吉士、商务印书馆董事、文化鉴赏家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四大书法家：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以康生的造诣最高，陈叔通家中就收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书屏。

除书法出类拔萃之外，康生还擅长国画、雕刻、通晓音乐，能够演奏二胡，算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

康生对文物有着近乎疯狂的嗜好，是中共党内的公开秘密，但对康生将大量文物收藏于家中的行为，各方的评价却迄今莫衷一是。

康生死后，中共邓小平当局对他的控罪，就有盗窃和掠夺文物一条，邓小平当局指控：

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将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等人名单开出，交给心腹，煽动红卫兵前去“抄家”，将这些名家的收藏全部集中到文物管理处，自己随后趁火打劫，巧取豪夺。

康生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3个多小时。

当局还指控康生以低价强买文物：“有一次，他（康生）在文物库房里发现宋拓汉石经，这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他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说：“这件东西我买了。”随后，他又看到了《腊梅三咏》，系黄庭坚真迹，极其名贵，又说：“这件东西给5元吧！”过了一会，他又看到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爱不释手，但口袋里仅剩下一角钱，就厚着脸皮取走了。”

但是，对于康生“盗窃、掠夺文物”的指控，康生的遗孀曹轶欧断然否认，反而辩称康生这是在“保护文物”，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曹轶欧说：“现在还有人说康生盗窃文物和古董。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错，康生是喜欢鉴赏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销没有任何的嗜好，就是爱买图书，特别是古版书和一些古董。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的时候，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红卫兵头头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同时他亲自到销毁市场去，花钱买或者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他就说：‘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就这样，他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不但无罪，还且有功。”

（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曹轶欧》增刊，第六四七期）

另一位与康生共过事的人、“四人帮”干将王力，也否认康生盗窃和掠夺文物，并认为康生保护了文物，王力指：康生对“破四旧”痛心疾首，收藏文物是为了保护，并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王力说：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

（王力《康生收藏的文物到哪儿去了》）

但是，关于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一事，只有王力间接证明，并没见谷牧的本人证明，而谷牧已死，死无对证。

关于康生“盗窃文物”的指控，另一位过来人李传俊也持否定态度，李传俊生于1942年8月，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于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李传俊指证，康生死前留下遗嘱：所藏文物一律交公，不留子女。

（见：《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部分口述：李传俊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然而，李传俊的指证也是孤证，因为迄今不见“康生遗嘱”的字迹或或录音件。

笔者相信：当局对康生“盗窃和掠夺文物”的指控，肯定有夸张和失实之处，因为“一旦倒台，就一无是处”，这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传统；

但是，由于当事人、证人基本已去世，以及中共当局的隐瞒，康生在利用权力之便获取大批文物时，是否有存有据为己有的私心，已经很难证明或证伪了，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其一，康生内心肯定是反对毁灭文物的；

其二，不管康生是否存有据为己有之心，康生利用职权收藏大批文物，客观上起了保护文物的作用，使得这些文物在“文革”免于毁灭（谁敢抄康生的家？）

大陆官方的百度百科说：“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中共当局在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巨量收藏，作为康生“罪状”的展览；参观者被价值连城、琳琅满目的收藏惊得目瞪口呆。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游客说：“谁说你们中国没有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这等于是从反面证明了康生对保护文物，起了巨大的客观作用。

(看中国:http://kzg.io/gb46J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