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毛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贯彻他的意图。毛任命他的妻子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任命康生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成为毛文革中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康生小姨子苏枚自杀

苏枚是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妹妹。

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许，苏枚的儿子回家，见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呼叫不醒，立即报告苏枚所在的中央政法干校领导，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苏枚当天下午3点47分去世。

为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4月18日得出结论：“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多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

另经军队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也是：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

公安部组织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查，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无疑。

苏枚当时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自杀时，正值文革造反派到处“揪叛徒”之时。

康生不承认苏枚是自杀

康生与他的妻子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的事实。当晚，他们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讲述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

曹轶欧配合康生，提出一大堆“谋杀”的疑点。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甚至说“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这些说法被调查组一一否定。

曹轶欧还指名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8人是“谋杀”苏枚的嫌疑人，强令调查组重点调查。但是，调查组将这8个人一一排除，最后还是确认苏枚是自杀。

康生再次追查“谋杀”苏枚的人

1967年底，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接到政法干校的一封告发信，说该校主任教员王久成私自到辽阳东北民警干校调查苏枚历史上的被捕问题。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得知后，神情激动，全身颤抖。

第二天，康生夫妇请公安部长谢富治、副部长李震下令抓人。当天被抓的有：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卫生科长闻伯俊，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进行黑调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抓捕王久成。

抓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申辩：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并没有根据；说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并没有查对核实。但李震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决定另行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嫌疑人严刑逼供。

康生夫妇利用中央政法干校归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散”，把“石磊专案”交给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生夫妇负责。

康生夫妇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

“专案组”成立后，抓的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干部，被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抓到政法干校，单独关押6年。闻伯俊的妻子是个家庭主妇，也被抓捕。1968年4月以后，政法干校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都被抓捕。

北京医院女医生顾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认定苏枚是自杀，因此触怒康生夫妇。1969年1月11日，顾惜春也被抓捕。

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根据康生夫妇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革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害”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批斗。

这起“谋杀”苏枚案，99人被迫害。其中9人被关进监狱，23人被隔离在政法干校，2人被逼死，3人被逼疯，1人被整成终身残废。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夫妇的旨意，公安部起草了一份报送中央的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石磊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谋害”。报告还称，“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

但是，到1971年，这起案件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康生夫妇咬住“谋杀”不松口；石磊等人被关而不放，折磨得浑身是病。到1975年，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石磊等人才陆续被释放。

苏枚为什么自杀？

苏枚，原名叫曹文敏，先后有四任丈夫：第一位叫刘晓浦，被民国政府枪杀。俩人育一女，女儿送人，后下落不明。第二位叫楚文，1937年在苏联大清洗时被杀。第三位叫黄火青，俩人育有一儿一女，女早夭。黄火青后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第四位叫张鼎丞，也官至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苏枚1928年经康生介绍加入中共。1929年，她和丈夫刘晓浦被派到济南，刘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秘书长。他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街一个居民院内。

一天，苏枚的姐姐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正巧看到苏枚出门倒水，当即报告给国民党山东警方。

1929年7月2日，刘晓浦、苏枚被抓捕。接着，济南乃至山东省内的一批共产地下党员被抓。

1931年4月4日，刘晓浦、刘谦初、邓恩铭等22名中共党员，被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判处死刑。

刘谦初的妻子张文秋后来回忆说，苏枚之所以出狱，是因为她自首脱党。

自首脱党，对中共来说，就是叛徒。

十年文革时，康生为了把毛的最大政敌、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叛徒”，鼓动红卫兵掀起“抓叛徒”高潮。

一时间，全国各地抓了一大批“叛徒”，被投入监狱，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苏枚很可能担心自己当年自首脱党的事被查出，而走了自杀之路。

康生为什么不承认苏枚自杀？

第一，康生与苏枚的关系不一般。

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苏枚就与康生夫妇住在一起。1933年康生夫妇奉命去莫斯科。1935年，苏枚、楚文夫妇也去了莫斯科，苏枚与康生再次相聚。1937年，康生回到延安。苏枚从苏联回国后，在新疆结识第三任丈夫黄火青。1940年，黄火青夫妇也到了延安。苏枚又一次与康生相聚。1947年，康生去山东搞土改。由于黄火青移情别恋，苏枚一气之下，也去了山东，又跟康生夫妇住在一起了。

从1949年6月起，康生开始养病，长达6年之久。从青岛到杭州到北京，苏枚一直跟着。

1950 年，在杭州，苏枚曾跳楼自杀，但没死成。据传是姐妹俩争风吃醋，康生极力掩盖，说是别人推下楼的。自此，康生和小姨子的风流韵事，在党内传开。

第二，康生帮苏枚掩盖过她“叛变”的经历。

苏枚出狱后，回到上海，找到康生夫妇。康生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可能正是因为康生的关系，苏枚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楚文。

据担任过康生秘书、后来成为中共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的凌云回忆，苏枚出狱后，康生为她恢复党籍，分配了工作。

康生此举帮苏枚掩盖了她“自首脱党”之事。

第三，康生本人可能“自首脱党”过。

1930年2月18日，山东诸城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张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学运、工运、地下党积极分子。他们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暗杀王乐平。

结果，牟宜之、张三洗都被警察拘捕。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牟宜之出狱后，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请上海政商界名人虞洽卿出面作保。康生被关押10天后，获释出狱。

康生被保释前，很可能履行过“认罪、悔过、自首”之类的手续。

结语

康生原来想通过鼓动造反派“抓叛徒”，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没想到，他的小姨子苏枚在“抓叛徒”高潮中自杀了。

事发之后，康生很可能担心有人追查苏枚“自首脱党”的历史，以致牵出自己“叛变自首”的问题，极力否认苏枚自杀，并凭借手中权力，把与苏枚有关的一些人整得死去活来。

中共元老陈云曾经讲：“康生是鬼不是人。”那么，把康生变得鬼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2/20/n141852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