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何以必败、惨败
2016年2月，在“华夏文摘‧快递”上看到两篇文章，引起笔者对同一话题的思考分析，并且得出了相关结论，特写下这篇拙文，以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从两篇谈论文革必败、惨败的文章谈起

“华夏文摘‧快递”于2016年2月22日发表了何新写的《文革何以必败》一文（来源：读者推荐），文中指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自信满满，经常独逞圣智，乾纲独断，纵容个人迷信。毛泽东把数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株连九族。又运用打击右派的方式遏阻了党内外一切反对的不同声音。此后，从党外到党内，无敢直言者。文革十年间，高层内斗不已，国内动乱，几度濒临“全面内战”。古今中外政治斗争及屠戮功臣之惨烈，亦莫过于此。众多精英无辜而枉死文革者难记其数，人命关天，岂一个“三七开”就能了结。

何新又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高达一个亿（占全国当时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含冤致死的人数超过两千万，造成八千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一言以蔽之，文革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毛泽东晚年政治举措发生昏乱失智和重大失误，致使国内敌人越斗越多。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反映了这种民怨沸腾的局面。

何新在文末的附注中说：“我研究文革多年，以上所述的每句话后面都有无数史实、史料为证据——绝非信口妄言。关于我的文革研究，初稿曾经于2003年网络发表，不成熟观点谬种流传，……借此纠正旧论。”

笔者没有看到何新关于文革研究的初稿，不知其中有何谬误，倒是在网上看到他几年前写的那篇《重评毛泽东》，通篇对毛泽东及其文革予以歌颂、美化、吹捧，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何新还说：“毛泽东生前斗倒了他的一切内外强敌。”“毛泽东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这些话的却是十分谬误的。

显然，何新的《文革何以必败》比他以前写的《重评毛泽东》在观点、结论上有了与时俱进的极大改变，这是值得肯定与称赞的，何新的《文革何以必败》特别值得那些美化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任何人细读深思！

“华夏文摘‧快递”于2016年2月23日发表了郭松民的文章《反思文革惨败教训：毛泽东给予人民的四大自由为什么会被重新剥夺？》，文末注明“来源：新民学社”。郭松民在文中承认文革惨败，但是又变相美化文革与毛泽东，文中说：“愚公毛泽东是追求彻底民主”“文革无疑是中国现实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

郭文中又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人类历史上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档。”可以说，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谬说，是在极力美化所谓“四大自由”。文革初期，北京一位青年工人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就被抓捕并处以极刑——枪毙！湖南长沙的一位高中生、高干子弟（红二代）杨小凯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就被判处10年重刑，其母被逼得自杀身亡！“文革”中有什么“四大自由”？！

还有两件“历史细节”也非常值得历史铭记，也值得后人深思。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66年8月的北京城内。一是西城区太平桥中学一位15岁的初三女学生，不属于“红五类”出身，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实话“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结果被红卫兵暴打致死；二是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女生被指控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也被红卫兵给活活打死。以上两个事实，虽是历史细节，都关连着两条鲜活的生命被暴打致死，足见文革时期的残酷与黑暗！（详见“华夏文摘‧快递”2016年3月20日发表的于向真的文章《恐怖的“红八月”详细的记载》，作者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任编辑，已退休。）

总之，在文革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际，海内外华人都应当反思文革的发生、发展与失败、惨败，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防止文革复辟。

二、“文革”的源头是恐怖的“延安整风”

文革的源头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以及帝王文化密不可分，而文革的亲自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正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语），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语），因此，反思和研究文革的发起、发展与最终惨败，必须与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人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长期的阅读、思考，笔者认为，文革的源头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中包括所谓“抢救运动”）。

关于延安整风，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大陆的专家、学者写的两本书：一本是2000年香港出版的、由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本是2005年香港出版的，由中共党史专家、延安整风亲历者、今年已93岁的何方写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始于1942年初，当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延安整风全面展开。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张旗鼓地进行延安整风？高华与何方的书中作出了与官方截然不同的回答。高华说：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用权谋夺权；何方说：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初动机是针对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如此说来，毛泽东在到达延安之后不久，就有了发动延安整风的念头，经过几年的准备、筹划，到1942年初便正式开始了。

支持上述说法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丁玲在达到延安后不久，与毛泽东在窑洞中的一次对话。毛泽东得意洋洋地对丁玲说，延安现在就是一个偏安的朝廷，并且请丁玲提名，由毛来册封大臣与妃子。丁玲在晚年披露了这次对话，有人称之为“毛丁窑洞对”。丁玲说，这是毛泽东在“开玩笑”。其实，绝非玩笑，而是毛泽东要称王称霸当皇帝的真情流露。而在“毛丁窑洞对”的当时，毛泽东还是张闻天这位“开明君主”（毛当时称张之语）的下属，毛要实现其称王称霸当皇帝的愿望，必须要把张闻天压下去，夺去张的权力以取而代之。于是，延安整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延安整风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4月，历时3年多，是中共历史上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中共全党范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毛泽东打进北京之后一些列政治运动（当然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源头。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成功地用其权谋夺得了中共最高领导权，并获取了享有“最后决定权”的特权；同时，让广大中共党员丧失了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了崇拜领袖、迷信领袖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冤案。王实味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响应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以及“反对党八股”的号召。实话实说，秉笔直书，写下了杂文《野百合花》，并在党报上发表。文中对当时延安的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动金莲步”等等。

王实味的这篇杂文赢得了延安众多读者的赞同；然而，却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把手中的报纸向桌上猛地一拍：“这是马克思挂帅，还是王实味挂帅？”——这句话中的“马克思”实乃“我毛泽东”的代名词。毛泽东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于是，王实味的厄运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然而，单从王实味文章的内容上入手，很难把王实味批倒，因为文中所说的是实情，硬要批判，也难服众。于是，毛泽东与康生联手，无中生有地给王实味安上“托派”“特务”的罪名，并予以逮捕，还拉上几位无辜者，编造一个“反党集团”，让王实味“罪上加罪”。毛泽东下达了对王实味“不杀不放”的指示，实际上是未经任何法律审判就给王实味判了“无期徒刑”，为1947年砍杀王实味埋下了伏笔。

王实味事件还引发了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这是毛泽东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而亲自发动的，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最为恐怖的一幕。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押，遭到酷刑、逼供，让他们承认自己是“特务”，还要咬出更多的“特务”同伙。据高华书中记述，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多么恐怖的“延安整风”！

张戎、乔‧哈利戴夫妇经过多年的研读资料、档案，访谈有关人士，写出了一本厚重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其实就是一本“毛传”。该书第23章写的就是“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在历数了延安整风的恐怖史实之后写道：“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该书第219页）

延安整风中，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拥护者，他一定没有感觉到有“延安恐怖”。然而20多年后，“延安恐怖”扩大、升级为“全国恐怖”的所谓“文革”，也就是“暴力大破坏”时，刘少奇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人物。这是刘少奇当初绝对料不到的悲惨下场。极度悲痛的刘少奇留下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临终遗言。

一些从文革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中共高干，把刘少奇的这句话予以实践，写下了不少记录历史真相的著述，李锐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中共高干李锐生于1917年4月，1937年2月加入中共，1939年底到达延安，是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的亲历者。《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发表了他的长文《百年回首》，文中说，他在“抢救运动”中被关在保安处一年半，并受到了中等刑（五天五夜不让眨一下眼皮）。当时“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务。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戴笠的副手）的日记，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1947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都说特务如麻！……现在群众出版社的唐纵日记摘要中有这句话。”李锐老先生的上述回忆是珍贵的历史事实，值得后人细读深思。

总而言之，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也为他“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铺平了道路。然而，延安整风却留下了危害严重的后遗症，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发作并升级，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在延安整风中遭到整肃，后来逃亡苏联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出：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2004年12月30日，何方在为其《党史笔记》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更认为：“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风。”

三、文革的筹划始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运动，包括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亩产放卫星、超英赶美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这些举措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科技常识乃至人之常情的荒谬之举，实行不久就出现了恶果：1958年下半年以及1959年上半年不少地方都发生了“人祸饥荒”，即饿死人的惨案！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民请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引起重视、消除“狂热”、制止人祸饥荒的继续。然而，毛泽东却借彭德怀的这封万言书大批彭德怀右倾、反党。结果是让“人祸饥荒”进一步扩大发展为“人祸大饥荒”，几年间饿死老百姓几千万（主要是农民）！对于1958年～1962年间的“人祸大饥荒”，中共党史专家辛子陵先生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曾说了一番引人深思的话：“毛泽东时代，二十年票证经济，饿死3,755.8万人，这是一个最低的数字，实际上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万以上。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在我们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还要多750万人。”（辛先生的这次讲话整理成《走出两个误区》一文，收入《放言救党论国是》一书，2010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参加该年国际书展）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惨败了，犯下了大罪，他本应该深刻检讨、下罪己诏，甚至应当引咎辞职；然而，嗜权如命、权谋盖世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为维护、巩固其权势，掩盖、转移其罪责，他便转向去搞他得心应手的政治斗争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主要议题就是大饥荒。由于在大会之前，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其老家湖南轻车简从微服私访地做了几十天的调查研究，对大饥荒的真相有了深刻认识（刘少奇的姐夫就是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在大会做报告时指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在私下还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这让毛泽东对刘少奇记恨在心，并产生了一定要打到刘少奇的念头。于是，毛泽东与江青密谋，开始暗中筹划一场新的党内斗争，也就是4年后公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如大陆作者张惠卿在《1962年的大事与小事》一文所说：毛泽东“恨不得把刘少奇置之死地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目的达到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确实太可怕了。”（该文首发《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华夏文摘‧快递”与“纵览中国”网于2015年7月28日同时予以转载）

可以说，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都是为了打到刘少奇一伙“政敌”做准备，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密谋策划。请看：

1962年秋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大谈特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为了掩盖“人祸大饥荒”的罪责以及打到刘少奇等人而大造舆论，是一种理论准备。

1963年，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了对赫鲁晓夫、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出台了九篇批苏修、批“赫秃子”的系列文章，这也是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以及发动文革的理论准备。

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有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发明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大帽子（简称“走资派”），就是针对刘少奇等人的“定时炸弹”。刘少奇当时似乎并不知晓，“走资派”这顶大帽子首先就是毛为刘制作的，但是刘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意“走资派”的提法，1964年1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为此与毛发生了冲突，毛泽东竟然公开怒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还从中共党史中找材料、做文章，他根据瞿秋白牺牲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一文，就推翻了中共以前对瞿的正面评价，武断地把瞿定为“叛徒”，并让刘少奇向党内高层传达。刘即遵命执行，而并没有意识到，这实乃毛为刘设置的一口陷阱，是为日后给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大帽子所做的铺垫。

为了给即将发动的文革制造一个导火索，毛泽东与江青密谋，由江青出面操作，1965年2月到11月，江青数次往返京沪之间，联系张春桥、姚文元，九易其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称该剧是为彭德怀翻案的。11月10日，经毛批准，姚文元此文在上海正式发表。

毛泽东的上述准备工作是“舆论、理论、宣传”领域的，属于“笔杆子”这一阵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与林彪结盟，重用林彪，抓紧、加强、巩固“枪杆子”这一阵地。有了这“两杆子”做基础，毛泽东就可以发动他密谋已久的“文化大革命”了。

发动文革前，毛泽东特意诱骗彭德怀，把彭请出北京为“文革”清场。1965年9月23日，正当姚文元的那篇文章快要出笼之际，毛却把彭召到中南海颐年堂，让彭到四川成都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还对彭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1965年11月27日，彭德怀离京赴川，并决心努力工作。然而，随后文革爆发，彭德怀就被红卫兵揪回北京批斗。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毛泽东完成了他谋杀“政敌”的一个大计。

“七千人大会”上以及大会以后，林彪助毛为虐，为毛发动文革出了大力、立了大功。通过“枪杆子”林彪以及“笔杆子”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吹捧、造势，造成全军、全党、全民对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一伙做了必要充分的准备。

刘少奇被打倒了、整死了，九大也召开了，按林彪的想法，“文革”应该结束了，他也该准备接班了。然而，毛泽东绝不是要让林彪接班，而是要把党天下变成他的家天下，让江青、毛远新接班，林彪只是暂时利用的一个工具。于是“九大”之后，毛林即产生分裂，林彪就成了又一个被打倒的“政敌”！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1976年9月9日毛去世，这14年间，以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为分界，毛泽东其实搞了两次“文革”，正应了毛自己强调的“文革”要七、八年来上一次！关于这个话题，本文就不多说了，另文再谈。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乃“运动群众暴力大破坏”

毛泽东生前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以他个人的主观意愿，采用暴、骗结合的手段来运动群众。而“文革”则是集以往所有政治运动大成并升级而登峰造极。

“文革”曾被美化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经过它的十年运作，实践已经证明，其实质是“史无前例的运动群众暴力大破坏”！简言之，就是“十年浩劫”——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文革”的准确定性。

文革中的暴力大破坏是极其深入、全面、残酷、血腥的，它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打、砸、抢、抄、烧、斗、批、关、管、杀。下面分别简要记述——

1、打。就是打人，打所谓“走资派”、“黑五类”等等，除拳打脚踢，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还要敲木棍、甩铜头皮带等凶器，把被打者打得头破血流，甚至被打死，变成了变相杀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卞仲耘就是在文革初被她的学生（红卫兵）个活活打死的。事件发生后，上级部门置之不理，而且该校红卫兵的头头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还在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并佩戴红卫兵袖章。当毛泽东得知宋彬彬的“彬”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立马说：“要武嘛！”——这才是毛的真心话，他当时就希望全国各地到处动武，他可以从中达到他的目的。几个月后的12月26日，毛泽东举行他的生日寿宴，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参加，毛竟举起酒杯高喊：“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在这样的心态思想指导下，“文革”中的“暴力大破坏”只能愈演愈烈、惨不忍睹。

2、砸。就是在“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的号召下，红卫兵们砸毁各种文物古迹，包括寺庙、佛像、名人墓碑等等，甚至连商店里的化妆品柜台也要砸，因为这是在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58年北京市政府明令保护的6,843处古迹，在文革中有4,922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砸毁文物最典型、最严重的是，从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北师大红卫兵头子谭厚兰率领200余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对孔子庙等文物的破坏，期间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造成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3、抢。就是抢劫，这和后面说的“抄（家）”密切相关，此不多赘。值得一提的是，“抢”在文革中还有争先恐后，抢著去干那些暴力大破坏的恶事，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文革”的坚定拥护者。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薄一波被造反派批斗时，其儿子薄熙来冲上去对其父拳打脚踢，踩断了薄一波的两根肋骨……

4、抄。抄就是抄家，也可谓入室抢劫。被抄家者只能老老实实，一言不发，任凭红卫兵们翻箱倒柜乃至掘地挖墙寻找金银财宝或反动证据，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更大的劫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约有1000万户人家被抄……

5、烧。就是放火烧毁一些物品，主要是烧书。有人说，反右运动是“焚书坑儒”，说得很对。笔者认为，文革是更严重、更厉害的“焚书坑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被批斗、关押，但是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依然看书学习，并且在书上写下他的眉批、旁注或心得。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后，“专案组奉命烧掉了彭德怀生前读过的60多本马列主义书籍”。（见《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一书，滕叙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472页）笔者读到这个“历史细节”真是感慨万千：不仅赞叹彭德怀在逆境中依然刻苦读书、追求真理的高贵品格，而且也认识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把“焚书坑儒”扩大升级到了“焚书坑帅”的极致。

6、斗。就是斗争，就是以斗为纲、斗争哲学，“文革”中就是要斗倒政敌。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或暗示默许下由江青、康生等人策动红卫兵去揪斗的。戴高帽、挂黑牌、坐喷气式、游街示众，乃至拳脚相加，让被揪斗者身心皆遭受极大摧残，促其走向死亡。

7、批。就是批判，大批判。具体方式有大字报批、批斗会上发言批乃至笔杆子写专文批、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社论批。被批判者只能低头认罪而绝无申辩的权利。

8、关。就是关押，有的判刑入狱，有的被关押在“牛棚”。

9、管。就是管制、软禁、监督劳改，同样没有人身自由。

10、杀。就是杀害，就是大屠杀。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谋杀身亡，还有的属于民间滥杀。杀，是“文革”暴力大破坏的要害、核心，是罪恶滔天的“文革”能够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曾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先生近日撰文《毛泽东给老百姓干了什么？又给接班人留下了什么？》（华夏文摘‧快递2016年6月11日发表，来源：读者推荐），其中就深刻、犀利地指出：文革是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一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

海内外有不少专家、学者，还有许多网民早就指称，毛泽东是个嗜杀成性的“杀人狂”、“大灾星”；台湾作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柏杨晚年回大陆、回故乡，返台后曾出了一本书，书中称毛是个“恋尸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1980年在四千老干部讨论党史的会上指出，毛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作家铁流则说，毛是“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茅于轼先生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指出，毛泽东是“人民公敌”；易中天说，毛泽东的“全民枷锁制”让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了2200多年”；北京的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说，毛泽东“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毛与希特勒、史达林是“二十世纪三大暴君、三大法西斯恶魔，等等。这一切并非是在丑化、抹黑、妖魔化毛泽东，而是研究毛泽东的志士仁人说出了、写下了他们的科研成果，还原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质、真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赠送给林肯中学100本中英文图书，其中有三本是袁腾飞的书《这个历史很靠谱》。这则资讯值得广大读者认真解读。

辛子陵先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对毛泽东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70万字，2007年在香港书作坊出版，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欢迎。该书（简称《陨落》）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写毛泽东是如何策划与操纵、控制文革的，其第27章《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写道：“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期迫害犹太人一样，并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抗。”“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其惨烈、血腥远远超过日寇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

辛子陵又写道：“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湖南省道县文革初期发生的大屠杀，在全国也有代表性。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道县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上述史料见《陨落》一书第525～537页）

在文革期间的滥杀中，还有更为恐怖、血腥的惨案：把人杀了后还要吃心、吃肝、吃人肉。从事文革研究20多年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于今年6月出版电子书《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对此有详实记录。宋永毅说，广西文革期间人吃人，主要发生在1967年到1968年这两年。广西有民间学者统计：吃人的现象遍布广西27个县，占广西县市总数的2/3，共有421个人被吃掉。这与人祸大饥荒中的人相食不一样，吃人者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被毛泽东的“要武嘛”、“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最高指示”所煽动，兽性大发所致。

宋永毅列举了一些人吃人的事例，其一是“浦北县总共有35个地富及其子女被杀，然后被吃掉。有一个叫刘正坚的，全家被杀，一个不剩，他的女儿叫刘秀兰，只有17岁，被9个武装民兵轮奸19次，然后被剖腹取肝，还割下她的乳房吃掉。”（见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第6期程凯的文章《人变成了兽——听宋永毅说广西文革人吃人》）

上述大屠杀是发生在民间、社会底层的没有经过法院宣判的滥杀。然而，文革期间经过法院宣判而被杀的诸多案件，如遇罗克案、林昭案、张志新案、王佩英案、蔡铁根案、方忠谋案、刘光辉案，等等，也都是冤假错案，也属于滥杀。“文革”结束后，这些冤案先后得以平反。

文革中诸多中共高官，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之死，包括文革中第一个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省部级高干张霖之（煤炭部长，文革前的1964年12月28日，被毛泽东公开点名为“走资派”，死于1967年1月21日），则是死于毛泽东的谋杀，《陨落》一书以及众多写毛传、写文革的著述中皆有记述，限于篇幅，兹不多赘。

文革的暴力大破坏，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总计是多少？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万人民币。”本文第一小节在转引何新的文章中，也有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明出处，而辛子陵《陨落》一书第40章《毛死江囚》中则说明了具体出处，见该书第750页。

总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革”是他通过运动群众进行的一场长达十年的暴力大破坏，让中国大陆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生命上惨遭极大的破坏、损失。在毛还活着的时候，文革仍在进行、仍受赞美，毛泽东似乎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似乎是胜利了。然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一死，尸骨未寒，其侄子毛远新、妻子江青及王、张、姚等皆被抓捕、囚禁，文革宣告结束；之后，文革又被定性为“十年浩劫”，予以彻底否定。文革失败了、惨败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文革是暴力大破坏，它是反天理、反人意、反文明、反人类的罪恶行径，最终失败、惨败，是必然的！当今是文革爆发50周年、结束40周年，所有热爱和平、热爱民主、热爱自由、热爱幸福的人们都应当深刻地、认真地反思文革，认清文革及其发动者与领导者的本质、真相，以史为鉴，为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的早日实施而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

五、深刻反思文革，解决“文革后遗症”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实现民富国强的必要条件

“文革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是，至今海内外仍然有人在极力美化文革及其领导者，不顾历史事实，千方百计为文革及其领导者贴金、唱赞歌。前不久去世的戚本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戚本禹（1931～2016‧4），在文革初期曾红极一时，作恶多端。1968年初，毛泽东为了形势的需要，把戚本禹等人作为“替罪羊”送入秦城监狱。1980年，戚被判处18年徒刑，1996年出狱后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几年后退休。晚年的戚本禹不去认真深刻地反思文革，却多次发表文章、谈话，还在香港出书，极力美化、赞扬文革以及毛泽东、江青。戚本禹的谎言、谬论，居然能够欺骗、误导一些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影响相当恶劣，关于戚本禹其人其事，笔者拟另写专文详述，这里主要谈一下温州新民学社及其呼吁重新评价文革、开启新文革的问题。

本文第一小节提及的郭松民的那篇文章，其来源是“新民学社”，这让我对“新民学社”是个啥组织产生疑问，随后在百度百科上查到了。“新民学社”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青年学生以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为宗旨的理论学习性社团。同时，在新浪博客上看到来自该学社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毛泽东的遗体不能火化？》，2014-03-18，作者：自由思想者相晓冬，整篇文章充满了对毛泽东以及思想毛思想的鼓吹、崇拜，还呼吁“开启新文革”、“造就一大群小毛泽东”，实在让有良心、有良知、有逻辑的人感到震惊。为了让广大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现将该文摘要如下——

“新民学社发出了重新评价文革开启新文化大革命的谏言和宣言，发出了将上街的文革升级为上网的新文革的主张”“在群众没有真正理解读懂毛泽东之前，在毛泽东思想的软件没有驱动亿万人民的大脑而造就一大群小毛泽东之前，在毛泽东的精神没有还魂并驱动起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之前，毛泽东的遗体还是应该躺在天安门”“上个世纪，人民群众曾经成为毛泽东横扫天下的物质武器，而这个世纪毛泽东也将反过来成为人民群众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武器！”

读了上述文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今的大学生中竟然会出现如此荒谬、危险的声音？是要让中国大陆再遭受一次“暴力大破坏”吗？

基于“人性二元论”（人性有善、有恶）以及毛泽东就是恶的典型与代表，上海作家、1992年移居美国的王若望先生（1918～2001）生前曾郑重发出警告：警惕每个人心中的小毛泽东。王若望此言甚是，他是在提倡抑恶扬善。然而，当今竟然有大学生呼吁“造就一大群小毛泽东”，真是太荒谬、太没良知、太没理性了！这是为什么？

经过思考，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根本上、总体上缺乏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反思，没有让全民认清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本质、真相。多年前就有一种说法：“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

值得点赞的是，这些年来还是有一些专家、学者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然包括毛及其文革）进行了深刻反思、认真研究、秉笔直书，颇有成果。《墓碑》作者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华夏文摘‧快递2016年5月4日发表）就记述、评论了相关资讯，值得一读，当然也值得新民学社的大学生认真阅读并反省。

至今仍赞美、崇拜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人们，仍在呼吁“新文革”、期盼“造就一大群小毛泽东”的人们，还有仍在怀念江青、张春桥等文革红人并企图为之翻案的人们，有老有少，形形色色，不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上却都是在祸害中国，也祸害自己，应该清醒清醒了！

请看那位曾被打为右派，改革开放后曾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先生，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曾一度变相美化文革，但是他在后来的著述中就对文革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蒙指出：毛泽东、江青联手策划、发动的“文革”是“自掘坟墓”！我相信，新民学社的大学生们如果真正能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博览群书、反思历史的话，也一定会改变原来的谬误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学者章立凡在香港“开放”网2月号发表了题为《警惕文革，相信文明和理性》的文章，笔者赞同其观点，现摘录于后以飨读者——

“文革”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而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摘毕）

新民学会相晓冬的文章标题中突显了“毛泽东遗体”这个话题。对于如何处理毛的遗体，章立凡先生与浦志强律师于2014年中共“两会”期间，联合发布了《关于尊重逝者生前志愿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文本，倡议将毛的遗体按其生前志愿火化，骨灰交付亲属迁移至家乡葬，原纪念堂改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稍后，章立凡又在2014年4月号《明报月刊》发表文章《毛泽东：人道火化，礼送回乡》。该文前不久又在2016年6月的“开放”网重发。笔者读后认为写得很理性，章先生在文章结尾一段写道：“为国家民族计，为朝野各方及毛氏子孙计，将毛泽东遗体人道火化，礼送回乡入土为安，不失为最文明的选择。”

与“毛泽东遗体”紧密关连的是“毛泽东头像”。正确、合理、平和地处理这两大问题是解决“文革后遗症”的重大举措。而认真解决“文革后遗症”则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民主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条件。

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早就公开向执政当局呼吁、建议：尽早让“毛像下墙，毛尸出堂”（简称“移尸撤像”）。张戎女士2009年4月29日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特意提及这个问题，现将其摘录于后以飨读者，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毛泽东必须要对和平时期7000万中国人的死亡负责。目前毛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上，印在钞票上，遗体还供在“纪念堂”里，还有很多被蒙蔽的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还把毛当作伟大的英雄，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很可悲的事。期待毛的头像从天安门上取走的那一天，那将是中国真正伟大的转变，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成为一个有益世界的强国。

2016年6月15日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6/8/11/n81895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