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2日凌晨,时任中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从她被“隔离审查”的北京纺织工业部大楼363号厕所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张琴秋的人生轨迹
1904年,张琴秋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湾的一个有钱人家,分别在石门、杭州、上海上小学、中学、大学。
她1924年加入中共,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女党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她是少数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且是“长征”时期级别最高的女将领,曾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她曾随红军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战败被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方面交涉获释;到延安长期做妇女工作;1949年中共建政后,张琴秋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是全国第一个女副部长。
她有三任丈夫:第一个沈泽民,是作家茅盾的弟弟,当过中共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病逝;第二个陈昌浩,当过红四方面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后到苏联养病,娶了一个俄国女人;第三个苏井观,当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中共建政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她与沈泽民有一个女儿,叫张玛娅,生下后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医院。她与陈昌浩有一个儿子,生在转战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生下就被弃之冰天雪地。
在最艰苦的战争中,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张琴秋都熬过来了,但在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她却被中共活活逼死。
张琴秋是怎么被逼死的呢?在文革造反派看来,她与许多“大坏人”有关系。
第一,她与刘少奇有关。
刘少奇是文革中毛泽东打倒的头号“大坏人”。
文革爆发时,刘少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被打倒后,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的标志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
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月,中共打倒了文革中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曾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当过10年的公安部长;陆定一任中宣部长达15年;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达20年。彭罗陆杨一倒台,全国一批党政军高官随之倒台。
1966年6月,在毛泽东的强力支持下,从北京大学开始,全国大中学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很快就使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怎么办?当时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指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北京具体部署。面对乱轰轰的局面,刘、邓等在京领导做出向大中学校和科研院所派工作组的决定。此决定事先得到毛的认可。
当时,张琴秋正在上海纺织机械厂搞“四清运动”,突然接到纺织部党组的指示,要她立即回北京,带工作组到纺织部下属的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去。
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再次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会很快转向批判刘、邓。
随着刘少奇被打倒,作为纺织工业部工作组组长,张琴秋也成了刘、邓在纺织工业部的代理人被打倒。
第二,她与张国焘有关。
张国焘是中共红军长征时“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大坏人”。
1930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共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
张琴秋是张国焘的部下,当过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73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文革爆发后,造反派将张琴秋的家抄了个底朝天。当一些造反派试图把一些资料搬走时,张琴秋急了,立即挡在造反派面前,语气强硬地说: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动。这是我回忆、搜集、整理的红四方面军历史资料,涉及军事机密。
一个造反派头头冷笑道:“红四方面军怎么啦?不就是张国焘的队伍嘛!那这些玩意儿就是你们的变天帐、黑材料。你霸住这些东西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替张国焘翻案?”
当年,张琴秋曾因反对张国焘独断专权,被免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职,贬为川陕根据地红江县委书记。
这些情况造反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提到红四方面军,他们条件反射想到的是张国焘这个“大坏人”。与这个“大坏人”有关的张琴秋,自然也成了“大坏人”。
第三,她与王明有关。
王明被中共认定为1930年代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人物,1940年代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956年,王明到苏联治病,从此一去不复返。文革爆发后,王明被批判为“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
张琴秋在苏联留学五年,与当时也在苏联留学的王明等人结成好友,成为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核心意思是,他们留学苏联时,马列主义教条学得好,是苏共、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
他们回国后各奔前程,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张琴秋就批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就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 于是,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遭到审查,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受迫害而亡。
张琴秋曾经跟王明这个“大坏人”搞在一起,能有好果子吗?
第四,她与“苏修”有关。
中共建政初,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应中共之邀,苏联派了很多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共按苏联模式搞建设。在张琴秋工作的纺织工业部,也有苏联专家,他们有过工作上的交往。
文革爆发时,中苏关系已严重恶化。毛发动文革的一个理由就是“反修防修”。“修”就是指苏联修正主义。张琴秋被怀疑与苏修有勾结。
1968年4月20日,中央专案组的五个人来到纺织工业部大楼351号房间,责令张琴秋交代跟苏联人交往中的问题。
专案组的人说:“任何蒙混过关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你仗着工作之便,把中国纺织工业部的统计资料拿给在部里工作的苏联专家看,难道你不知道统计资料有保密性质吗?你的行为本身,就有里通外国之嫌!”
1958年,毛主席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我们对你们没有秘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1000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张琴秋说,毛主席的上述番讲话,就是我们与苏联专家合作共事的指南。
专案组的人可不管毛是否说过上面的话,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
第五,她与“国际间谍”有关。
专案组的人问她认不认识一个叫克雷莫夫的苏联人。
张琴秋说认识,克雷莫夫原是一个中国人,原名郭肇堂,是张琴秋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又是浙江同乡,后来在莫斯科留学时关系很好。毕业后,郭肇堂没有回国,和一位波兰血统的姑娘结婚,加入苏联国籍。
1938年,苏共为排除异己,搞“大肃反”,以“国际间谍”的罪名,将郭肇堂逮捕,发配到北极煤矿服了17年苦役,1954年才平反获释,回到莫斯科,任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1957年,郭肇堂应中共总理周恩来之邀,带妻儿回来过一次。当时,他见到了许多熟人。后来,又提出想见见张琴秋。周恩来同意后,张琴秋与他在青岛见过一面。当时,在场的有她的丈夫、女儿、女婿等。
专案组的人问她与郭谈了哪些政治问题。张琴秋说,基本上就是叙旧。专案组的人不相信,打断她的话,说:
“张琴秋,你的态度很有问题,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才来问你,告诉你,对你的问题,我们早就了如指掌,来问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你的俄语说得极好,早在苏联中山大学时,就是优等生,照片贴在校园中央的橱窗里。克雷莫夫是有名的国际间谍,谁会相信一个国际间谍回国找一个精通俄语的人,仅仅是探亲访友?骗鬼去吧,你与他们相互勾结,里通外国!”
张琴秋百口难辩。
第六,她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关。
1936年,张琴秋参加西路军作战,战败被俘,被押往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
专案组的人说:“你被俘之后,有骨气的女兵都被杀被害了,唯独你被人救了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你难道不清楚吗?和你一起从西宁逃出来的还有两个女的,她们有人揭发你,在西宁就和国民党有不正当关系。”
张琴秋说:在西宁,我就没有和国民党接触过。专案组的人说:“敢说没有接触过吗?有个叫李晓钟的,我想你不会忘记吧!他不是敌人是什么?你要交待和李晓钟见不得人的关系,不要怕丑,要详详细细写出来。”
张琴秋分辩说:“延安审干时,中央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肯定我‘大节是好的’。”
专案组的人继续说:“大节是好的,不等于小节也是好的,你和那个李晓钟的关系,能说是‘小节’吗?”
李晓钟何许人也?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特派员。他在得知张琴秋的真实身份后,为邀功请赏,亲自将张琴秋从青海押送到南京,关进“首都反省院”。
在此过程中,张琴秋与李晓钟可能有她认为是“小节”的问题。在文革中,这“小节”就变成了“大罪”了。
最大的罪名——反对毛主席
张琴秋不仅被认为与上述“大坏人”有关,还有最要命的一条,她被认定“反对毛主席”。
专案组翻检从张琴秋家里抄来的东西时,在一个笔记本的前面,一张毛泽东像的上方,发现了“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八个字。
审讯中,张琴秋承认那是她亲手所写。一次内部传达毛主席讲话,毛讲到这八个字,她觉得好,就记下来了,以便时刻警醒自己。
但专案组不听她的,认为她是在狡辩、在抵赖、在负隅顽抗,“认定”这就是她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结语
张琴秋在生前最后一份还没上交的思想汇报中写道:“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怎么办?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
张琴秋从20岁加入中共时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九死一生。到她64岁时,这个入党44岁的老党员,却被党逼上了绝路。
何故?回首中共历史,中共就是一部你死我活的绞肉机。只要你进入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绞肉程序中,谁也逃不脱。
时至今日,中共最忧心的头等大事是什么?政治安全。具体地说,是中共领导人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稍微有个闪失,就可能大祸临头,实际上也是在绝路上。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1/n1423869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