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8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打电话给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他与“东北帮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问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接听完这个电话后，邹大鹏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邹大鹏平反，认定邹大鹏不仅在历史上没有问题，而且是“解放东北”的情报功臣，康生所谓的“东北帮反革命叛徒集团”根本不存在。

十年文革中，中央调查部受到很大冲击。部长孔原被打倒，其他副部长靠边站，副部长邹大鹏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定为部业务组负责人，结果夫妻双双被整死。邹大鹏冤案被认为是中央调查部最悲惨的头号大冤案。

那么，邹大鹏是怎么撞到康生的枪口上成了冤大头的呢？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康生恨中央调查部的人。

中央调查部的前身，是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成立于1939年10月，主要负责中共的情报与反情报工作，康生是第一任部长。

康生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在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中，负责审干部、抓特务。

这是康生生平第一次在毛的支持下在党内大规模整人。在此过程中，康生不断发号施令，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用“逼、供、信”的手段，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人，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自残，有的甚至被康生下令枪毙。当时，康生抓了15,000个特务，最后证明没有一个是真的。

康生的极左做法令很多人反感。1945年中共七大后，康生开始失势。1946年，康生被调离中央社会部。这并非他的本愿，而且是很不甘心的。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央社会部解散，其职能被分散到其它部门。后几经变迁，到1955年，与中央社会部职能基本相同的中央调查部成立，第一任部长是李克农，第二任部长是孔原。邹大鹏先后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

康生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时，李克农、孔原都是副部长，对康生没有好感。中央调查部成立后，康生很想插手，但李克农、孔原都不让。
对此，康生曾抱怨道：“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毛泽东文革时期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

康生上任不久，便煽动造反派，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打倒。之后，便把矛头对准常务副部长邹大鹏。

第二，邹大鹏了解康生的底细。

据担任过毛泽东俄文翻译的阎明复讲：“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

邹大鹏与孔原先后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部共过事。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时，孔原任常务副部长、邹大鹏任秘书长。他们三人合作得很好。孔原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时，邹大鹏任常务副部长。

曾经留学苏联的孔原对康生的底细很了解。

上世纪30年代，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支持，成为中共实际领导人时，康生极力吹捧王明，成为王明的副手兼打手。

1935年1月，中共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领导权。

当时，王明、康生都在苏联，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任副团长，王明仍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眼中的红人。得知遵义会议的情况后，康生不是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向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封锁遵义会议的消息。康生还串联在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在与毛泽东的内斗中失势，康生立即站到毛一边，率先批判王明，得到毛的信任。

1939年孔原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康生在苏联追随、吹捧王明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决定将康生调离中央社会部、调离延安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那时起，康生就跟孔原结下了冤。

康生与王明的关系，孔原肯定跟邹大鹏讲过。

另外，上世纪30年代，邹大鹏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也知道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

当时，正值东北抗日联军抗日的高潮时期，“王康指示”却要东北抗联“抗日反满不并提，等待大事变”。这个指示被认为是东北抗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建政后，“王康指示”成了康生的一个心病，他总担心有人利用此事给他制造麻烦，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因此，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他都视为心腹之患。

在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打倒后，鉴于邹大鹏与孔原的密切关系，加上邹大鹏也知道“王康指示”的事，康生立即将斗争矛头对准邹大鹏。

第三，邹大鹏曾是中共在东北秘密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晋绥中央分局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赴胶东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指定他的任务是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1945年8月26日，以邹大鹏为书记的“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带领100多名情报人员、城工干部和武装人员，携带电台，跨海到达辽东省庄河县，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并将搜集到的情报报告延安。

根据邹大鹏及其它各方面反映的东北情况和全国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成立。邹大鹏任第二部部长，分管情报工作。

1947年底，国共内战进入决战阶段。邹大鹏领导的东北局社会部派人打入国民党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到1948年，已基本形成能覆盖东北全境的秘密情报网。邹大鹏手下人马，就国军在东北的情况和动向，搜集了大量情报，对中共军队取得战场主动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锦州战役后，东北战局急转直下。中共决定“和平占领”沈阳，并把这个任务主要交给了邹大鹏领导的东北局社会部。

邹大鹏利用他在东北的各种旧关系，争取沈阳的国军站在中共一边。最后，这些国军将领准备趁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召开军政首脑紧急会议时，采取“武装逼宫” 的办法，迫令卫立煌宣布守军全部起义。

沈阳市长董文琦得知这个消息后，悄悄报告了卫立煌。卫见大势已去，和董立即跑到机场，坐最后一架飞机溜之大吉。1948年10月31日，中共军队兵不血刃占领沈阳。

东北大决战胜利后，中共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林彪，特别致电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对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及时、有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中共夺取政权前，对於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但在中共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对地下党又出台一个新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当年那些为中共夺取政权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在中共建政后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没完没了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邹大鹏和其他一些为中共占领东北做出重要贡献的地下党员，在文革中，就成了被“淘汰”的对象。执行这一“淘汰”任务的，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康生。

康生是怎么打倒邹大鹏的呢？

康生文革中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抓叛徒。为了将东北地下党一网打尽，康生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东北帮反革命叛徒集团”。

1967年，康生指使中央专案办人员调查大连文史馆馆员、原国民党少将秦诚至。1946年，他以国民党东北行辕代表身份，前往哈尔滨与共军谈判交换战俘。共军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安排下，派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阎宝航等5人与其谈判。

文革中，办案人逼迫秦诚至承认他到哈尔滨是策反吕正操等5人，还诬陷吕正操等5人接受了策反，这就是所谓“东北帮反革命叛徒集团”的来由。之后名单还加上了刘澜波、贾陶、万毅等8人。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负责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但专案组查不出任何证据，便将1946年2月吕正操等42人联名写给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电报，作为42人投敌叛党、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证。

邹大鹏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期间，与上述所谓“东北帮反革命叛党集团”中的许多人有过直接间接的接触。康生一口咬定邹大鹏是这个“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

结语

从表面看，邹大鹏是被康生迫害死的。但是，康生为什么能够迫害死邹大鹏呢？关键在于中共的斗争哲学。中共在1949年前叫“搞革命”，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叫“搞继续革命”。

“革命”也好，“继续革命”也好，就是要不断地整人；既整党外的人，也整党内的人；整党内的人更凶，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纵观康生一生，他似乎就是为中共整人而生，一生恰逢中共两次大规模整人：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十年文革。他把整人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于中共元老陈云称康生“是鬼不是人”。

如上所述，整地下党，是中共的既定政策。加上邹大鹏与康生的死对头孔原是一条线上的，于是，在劫难逃。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29/n142364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