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玉和」 钱浩梁
「李玉和」钱浩梁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虽然今天他已经虎落平阳,但仍很难把他和李玉和割裂开来,尽管京剧李玉和的首演是他的老师李少春。江青很赏识钱浩梁,但说姓「钱」不好,有资产阶级味道,于是给他改名为「浩亮」。江青倒台后,他当然也被隔离审查。出来后,才恢复了被迫改掉的原名——钱浩梁。
钱浩梁从演员一下子就升到文化部副部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扶摇直上。但他确实是青年演员中的尖子,京剧大师李少春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学生而高兴,所以他力荐钱浩梁作为《红灯记》的B角。
1965年他开始走红。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正把持着《文汇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的文章,文章一发表,在京剧界就引起很多议论。原因是他在文章中只字未提老师李少春,只说他自己如何如何。人们不满的是,毕竟你只是个B角,而且还是你老师提携的你,抛弃恩师是中国传统最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至于当时钱浩梁不提李少春,究竟是两位超级文痞不让提,还是他自己就不想提,就不得而知了。
1969年4月,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
最初,江青是想让他当中央委员的,找周恩来说了好几次,都被周恩来拒绝了,但钱浩梁还是当了中共「九大」的代表。后来,周恩来曾找钱浩梁谈过话,让他正确对待,钱浩梁表示「一切听党安排」。这实际为他以后被提拔,打了个起步的基础。
1970年5月,浩亮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浩亮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1976年10月,浩亮从天上进了地狱。1981年,经过长达五年的隔离审查,最后,浩亮的结论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年底,浩亮恢复了钱浩梁的名字,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魏公村一幢筒子楼的两间背阴小屋。
作为视京剧为生命的艺术家,他当然希望能从事老本行,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始终是个枷锁。因为,这个结论说明他本质上是敌人,经过宽大才是人民。谁也不敢冒重用敌人的风险,重新使用他,再加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钱浩梁有意无意地整了不少人,所以,想在舞台上再度辉煌,已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奢望。
后来,河北省一位喜爱京剧的副省长把钱浩梁调到了石家庄,让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教书。在那里,他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等教材,并指导学生排练了盖(叫天)派剧目《一箭仇》、《雁荡山》。
文革后,钱浩梁从不谈自己的那段特殊经历,无奈讲起来,也是检讨自己。但文革的走红,让他不断的付出代价。在评高级讲师职称时,虽然学校已经通过,但报到省里时,却未获批准。后来,一位副省长出来说话,问题才得以解决。
曲折和坎坷极大的损害了他的身体。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甘露寺》《回荆州》等剧时,不幸得了脑血栓。1998年前后,他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钱浩梁和妻子曲素英也偶尔参加演出,演出中,经常会遇到老票友高喊:《红灯记》!《红灯记》!
钱浩梁晚年还算安逸,独生女钱红南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钱浩梁尽管非常热爱京剧,但已年近古稀,很难再度登台了。他做人始终低调,不愿意提起自己大红大紫的那个年月,希望人们忘记他和他的过去。
二、世界冠军 庄则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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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江青极力提拔庄则栋。(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当过十大中央委员、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50年前的知名度很高,因为那时候能拿世界冠军的体育项目只有乒乓球,而庄则栋是闻名世界的头号选手。
1971年,作为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做了一件远远超越运动员的大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小球推动大球」,他第一个做了中美交往的牵线人。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欣赏他。
文革中,江青极力的提拔他,文革后期,他与四人帮走得越来越近。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经历了几年的隔离审查,受了处分,后来恢复了自由。
起初,他在山西乒乓球队当教练,后来回到了北京。但没有一个专业队敢用他,尽管按业务能力,做国家队教练都绰绰有余。北京市将他安排在北京少年宫当老师,这倒也是一份挺稳定轻松的工作。虽然享受不到国家队的丰厚待遇,但凭借极高的知名度和演说能力,加上不错的书法,日子过得倒也很滋润。夫人佐佐木墩子对他的生活照料的很精心,所以晚年的生活也很充实安逸。
2008年68岁的庄则栋查出了癌症,2013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三、「芭蕾王子」 刘庆棠
刘庆棠是江青提拔的几位帅哥部长中,处分最重的。因为他的罪行最重,态度最差,参与过四人帮的秘密活动。
1975年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了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之所以胆子这么大,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支持。」回京后,刘庆棠积极的进行了传达和部署。
文革中,这位「芭蕾王子」,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立即被隔离审查。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刘庆棠得势时太「花」,受够了他气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刘庆棠患了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回到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回乡不久,落魄不堪、经济拮据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战友沙音,沙音接纳了还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刘庆棠。在沙音家他几次发病,生命危在旦夕,是这位善良的女性一次次的挽救了他。
后来,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文化部落实政策,在北京给了他一套住房。但他却无情的与沙音一刀两段,攀上了北京一位很红火的女性。
钱浩梁和庄则栋都不愿提起文革,但刘庆棠不一样,他曾毫无顾忌地和记者大谈与江青干过的一些所谓的好事。
四、「音乐才子」 于会泳
于会泳是江青提拔的帅哥部长中,职务最高的。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讲,他也高于钱浩梁和刘庆棠。如果他活着,称之为「音乐大师」并不为过。
历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上了贼船后,的确执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与刘庆棠有所不同。刘庆棠上去后,对老领导及老师一概六亲不认,而于会泳对恩师贺绿汀,还是念旧情的。
「文革」中贺绿汀遭到批斗,于会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将他「解放」,但被张春桥斥责为「胡涂」观念。张春桥故意安排他主持第二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斗争会」,并在全市转播。人们发现他在主持批斗大会中,说话并没有声色俱厉,而贺绿汀在会场上说话却掷地有声,从中可以看出于会泳当时内心里的矛盾。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隔离审查。
于会泳被隔离后,曾经深刻忏悔,写了多达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
最初,于会泳觉得自己是有罪,但没有大罪,文化部部长被撤了,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实在不行,还可以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文艺工作。
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这意味着他已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精神彻底的崩溃了。
1977年8月28日,他把拘留散步时捡来的「来苏水」喝了下去。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阜外医院抢救,医院虽然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人生一世,几度浮沉,世事难料,报应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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