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议》和江青各执一词

毛泽东晚年曾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革。

时间来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对毛泽东的文革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短短的42个字，出自中共正式决议，是对文革的根本定性和评价。对此，史学界和公众只认可一部分，争论和存疑的焦点是其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这句话。把这句话说白了、说完整了就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泽东和文革。

然而，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对此，江青在决定其生死的“特别法庭”上却另有说法。她在自我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

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江青，分明是在审判毛泽东！对江青这个意思更明白的表达是：我是主席一条狗，蹲在文革大门口。他让咬谁就咬谁，让咬一口咬两口。

那问题可就来了：若是按照中共《决议》的说法，是江青利用毛泽东和文革；而若是按照江青的说法呢，正好相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了江青。那么，究竟谁是谁非？谁在撒谎呢？让我们从文革史实中寻找答案吧。

史实昭昭，铁证如山

江青所言属实。请看——

其一，1966年5月，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首先成立了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革的专门特设机构。一向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再加上江青“毛夫人”的特殊身份，这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其二，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是背着中央的。为了让这把火迅速而猛烈的烧起来，毛派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只可惜这把火烧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其三，铁了心要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毛泽东，又出新招。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江青的另一身份是“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也就是使江青在文革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其四，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江青是毛的铁杆和心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毛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用了一些只有他跟江青两个人才懂的“政治暗语”（毛泽东自称为“黑话”），这些话当然是不宜第三人知道的内容；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如此重要的最高指示，却是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的，以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因此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急先锋”。

通观文革十年，江青是毛泽东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样板戏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投桃报李，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因此，毛泽东对江青的文革表现十分满意，曾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毛“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之说逻辑混乱众所周知，在文革前并不存在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假如按照中共《决议》所言，真的存在所谓林彪、江青两个 “反革命集团”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和形成的呢？来看中共官方“正史”的说法——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67年夏通过‘五·一三’事件和成立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初步形成。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1971年9月13日后，“林彪集团宣告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9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初步形成。”

由此可见，一个是在文革大动乱的1967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1971年9月13日就已经覆灭（而文革在此后还持续了整整5年），一个是在1972年9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经开展了整整6年），既然如此，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被他们利用，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果有、如果是的话，那也是在文革中产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产物；现在把“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列起来；更有甚者，还要说它先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

况且，以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为借口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因，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内容。而中共给出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从形成到覆灭与十年文革存在明显的时间不合拍。如此说来，究竟是毛泽东利用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还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这种逻辑的混乱表明，《决议》中的毛被利用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谁利用谁？听毛泽东怎么说

在1966年5月通过的文革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

毛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谁利用谁？听史学家怎么说

国防大学著名教授王年一先生，被公认为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论”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谁利用谁？听吴法宪怎么说

“‘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中共打倒江青的托词是假的

有人这样调侃说：“毛泽东和江青的爱情，产生了两个结晶：一个是女儿李某，另一个就是文革。”的确，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江青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所以，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过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这样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文革是毛一生两件大事之一，而打倒江青，其实就是打倒文革，如此一来，等于打倒了起码半个毛泽东。毛泽东怎么可能傻傻而为之呢？

然而，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抓捕江青，却打着毛泽东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纯粹是违背毛泽东本愿的弥天大谎。

毛泽东为什么没让江青“接班”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句看似有点自知之明的话，被收入《毛泽东年谱》中。

正如邓小平身后最怕的是“六四屠城”被翻案，因此，他破例隔代指定了在“六四”时同样在西藏负有血债的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江泽民身后最怕的是“法轮功”翻案，因此，他才策划并实施了倒习政变，力推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干将薄熙来上位。

毛泽东身后最怕的就是否定“文革十年浩劫”。若是按照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路数，毛泽东应该把位子传给江青，才能是在他身后文革不被否定的最硬底牌。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陈伯达告诉他们，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说过他认为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这样意思的话。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这样说也许是传达的她爸爸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很难一下子想起说这个话。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毛泽东最后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

中共替毛泽东找“替罪羊”

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毛泽东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中共也不得不承认，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但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在文革的追责问题上，中共利用丢卒保车、卸磨杀驴的策略，替毛泽东找了林、江两群替罪羊。

我们知道《决议》的起草，是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其中邓小平强调了又强调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名记奥琳埃娜·法拉奇，曾单刀直入问邓小平：“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听见了吧，即使中共认为纪念堂不该建，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纪念堂该拆，担中共也不会拆。因为拆了纪念堂，就相当于拆了中共的山门一般。

结语

如果中共《决议》中所言可称为“正史”，那么，江青在法庭上的口述就是“野史”。而从本文陈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共“正史”在江青“野史”面前穿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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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0/10/n1434787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