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现行反革命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坚决不肯低头，其中一人名叫遇罗克。

判决书称：“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宣读完毕后，遇罗克被“验明正身，绑赴法场，执行枪决”。

那么，遇罗克当年被打成“现行革命分子”，并判处死刑的“罪证”究竟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他刊载于1967年1月18日《中学报》第1期的《出身论》一文。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它侮辱性地把人分成“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几大类。在它的蛊惑下，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将”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争相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正当中国因“血统论”的肆虐而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因此而触怒了中共当局。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就义，年仅27岁。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文革”结束后，遇罗克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并宣告遇罗克无罪。至此，“文革”时代中共当局强加于遇罗克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被推翻，人们把他与顾准、张志新等人一起尊称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 （未完待续）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3/12/27/n40440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