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的问世，给与了所有被中共迫害过的华人一次心灵创伤的安怃、一次在心灵深处对话的机会，也给与了世界上所有人一次震撼自我人性的敲打。

《九评共产党》给了中国人机会，向世界阐明，共产党在中国以欺诈、暴力、专制把中国人作为人质，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真正的缅甸妙瓦底起源。

在大纪元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世界在不断地了解真正的中国历史，中国人不断地找到自强的力量，很多中国人从默默地忍受，到敢于提出疑问，并敢于与中共决裂，认清中国共产党不属于中国，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而在同时，让我们回眸一位悉尼华人社区领袖在中国妙瓦底的惊悚生涯。

出生于一个道家气功、太极八卦和中医世家，移民澳大利亚30年的何威廉先生（何文昌），积极推广道家气功和中医养生，健康长寿。在悉尼创办了雪梨青少年龙狮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和筹办丰富多彩的华人节日庆典活动等等，并且受到了几十个澳大利亚各层政府官员的褒奖，来自国会议员，州议员，地区政府，学校，社区社团，老人院等等。他们有Laurie Ferguson前澳大利亚国会议员，Nathan Rees前新南威尔士州长，前新州住房部长David Borger，澳大利亚前国会议员Tanya Gadiel，前联邦众议院Parramatta区议员Julie Owens，以及社区政府给与的众多表彰，等等。曾两次获得澳洲国庆日荣誉公民大奖，这是澳洲历史上首个华裔在澳洲得到两次大奖。

但是，今年80岁的何先生表示，他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告诉人们他家受中共迫害的经历，他的先父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情况，并要把中共告上国际法庭，要看到结束中共横行霸道时刻的到来。

沉冤待雪 还我公道 追究中共 偿还血债

1、正如大纪元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所阐述，中国共产党是利用谎言生存着。中国人民一直在被中共的无数政治运动压迫着。

我的先父何宝振先生生于1918年，广东佛山。15岁起，他已经开始跟随师傅学练太极拳，后来他又与师傅的女儿结成伉俪。我的父母一生都热心于道家拳术，如太极拳，八卦掌等锻练和深造。我的外公拥有机械制造厂，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外公曾为国民党制造军工器械去打击日军。1930年，外公帮助当地广州政府邀请了当时中国最有名气的河北省太极拳大师杨澄甫（中国最高太极拳大师杨露禅的孙子）到广州开太极拳班，很多当地国民党官员将领都参加了学习班。

先父勤奋好学，不仅热爱道家思想，也学道家武术气功。18岁，先父在山货贸易公司开始学做掌柜，学采购，不久也成了家。在工作养家的同时，先父与罗浮山的一位道士交友多年，跟这位道士学习道家气功和传统中医。罗浮山的道场有1600多年的历史。

1949年，中国共产党侵占了中国，亲朋好友们都匆忙逃离中国去了香港。先父带着母亲和4个孩子也去了香港。不久，很多人听说共产党高官周恩来公开申明称：希望中国人回国，一起重新建设国家，欢迎所有华侨回国参与建设国家。先父也就带着妻儿们回去中国了。

在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困境下设法用收购废物重新利用的方法去发展生意。先父到处去收购使用过的蒲草袋。那是装盐和糖的包装袋使用草编织而成的，草袋子用过一次后就会有破损，必须要洗干净后再修补才能再用。在南中国的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都是使用这种包装的，到处收购回来，叫工人洗干净再修补，不能修补的就运到江苏省、河南省等地农村，卖给农村做鞋底。当年北方的农村妇女都有做布鞋底的习惯，把草席片夹在布片中做成布鞋底出售。这种生意为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百姓一条生路，赚钱养家度过艰苦时期。当年的生意规模己经可以养活五六个长工的家庭和近百个散工的经济生活。

有个先父的朋友，曾经在广州市十三行开业，他的商铺是一幢两层楼建筑。中共抢占中国后，他逃去香港。得知我家回大陆，他希望我父亲照看和利用在十三行的房产。我们家就住进这个路面商铺。我们全家住楼上，楼下作店铺。先父用所有财产开始经营废品利用的生意，带领过百失业者度过几年的艰苦日子，从1950年至1956年，共产党是说允许私人企业做生意。先父历尽艰苦去创业，成为中共工商联机构表扬的“红色资本家”。

1956年，先父正要准备买房，扩大公司，突然共产党又搞运动了，什么‘公私合营’，政府派人进驻先父的公司当经理，他们不出一文钱，却一下子拥有51%的股份，先父被靠边站，变成一个副经理，又要被批判为“封资修”，被送进学习班被迫被集体洗脑，还要写对洗脑的认识，自我批判。1958年，中共又提倡‘共产主义’，先父的公司被共产了，没有多久，中共把父亲的商店吞并和搬走了所有的货物，楼下的店铺就空了。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利用它做任何事。先父被无休止的打击，多次吐血病倒。为了恢复健康，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先父不停地练功，和用中药给自己调理身体。

正如我家的遭遇，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一直不停地以搞各种运动为借口，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谋财害命的罪行。

1959年，由于毛泽东共产党的独裁，胡乱指挥造成中国粮灾，人们没有足够的饭吃。有人开始饿死，共产党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于是共产党的一个公安干部在我们楼下开了一个饭堂，建了几个大煤炉，却没有安装任何抽气设施，每天的烧煤废气都跑到我们一家睡的二楼了。我的哥哥17岁被停学，被政府送去农村劳动。我那时15岁，初中一年级就停学了，为这个饭堂烧大炉，被指定当煮饭工。可不久，那个公安把一个20岁左右的农村女孩带来，叫我教她烧大煤炉煮饭，又强迫我家空出一个房间给她住，还威胁要把我家全部赶到大街上，当时这个房间是我们四个兄弟睡的，因此，我们4兄弟每天不得不睡在客厅里，每天晚上把床铺搭起来，早上把床铺拆了。先父那一阵子天天吐血。而不到一年，某天那个公安突然把我带去关押起来，说我有偷饭盗窃行为。说是因为他看到我让我的弟妹在饭堂吃饭。可是其它6个食堂工人都叫家人到厨房吃饭的，谁也没偷饭，那个时代是饿死人的时代，但为什么只抓我一个呢？原来那公安早就想除掉我，因为我曾几次看到他晚上下班后，到女孩子房间，过了个钟头（小时）才出来离开。那时候农村女孩在广州没户口的，是公安包庇她留在广州的。当除掉了我以后（把我送去劳教），这个女孩顶了我的工作，又加了工钱（从每月18元的农村工人，变成每月36元的城市一级工），又有地方住，农村女孩就变成城市居民了。

先父看着我们一群孩子无辜在遭受虐待，生活的希望被扼杀，他伤心，焦虑无奈，经常吐血病倒。由于一直住在烟火焖热小房间里，为此先父一直拖着虚弱的身体，直到1960年底食堂不办了，健康才恢复过来。而那公安又搞来了3家人，住在楼下，也把那些临时搭建的大锅饭炉子拆了，因此我们这里4个家庭，共15人，用一个洗嗽间，一个厨房。好在这个厨房是原来我们用的，有抽烟装置，烟不会直接冲到二楼我们睡房。

先父的所有财产被共产党‘共产’了。先父辛勤的工作成果，都被中共“搬走了”。为了养家糊口，我母亲也外出工作。母亲也每天胆战心惊，她的哥哥和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和舅父常常被迫跪洒满了碎玻璃的地上，被打，被骂。他们都没有犯过任何罪，就是帮助过国民党抗日。但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恶行。

中共的官员把先父的店铺给折腾完后，先父也就没有工作了。但是，先父常常坚持每天早上到公园去打太极拳。当时正是毛泽东人为搞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形下，全国老百姓，特别是学生青少年在吃不饱的状态下，严重到上体育课也动不起来，中共不得己用练太极拳来代替体育运动。因为太极拳动作缓慢，饥饿的人，体弱的人也能练，而且共产党也知道太极拳对身体健康提高快，所以号召全国各地政府机关部门推广太极拳，工厂企业和社区学校，成为武术运动最多人接受的一项了。而先父在59年中共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办好了教太极拳的证书。所以先父当时就只能以教太极拳为生。

先父何宝振先生是中国广州市太极拳界的大师傅，当年在两个公园教太极，教太极拳收费很低，徒弟超过一百人。我们两兄弟经常出现在节日表演舞台上，表演刀剑，推手和散手对打，获得上万观众鼓掌喝彩。认识先父的街坊朋友都称他是世界大好人。因为他在街上遇见你的时候都会关心你的健康，即时替你看病开药方，是免费的。

1962年，被毛泽东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折腾后，刘少奇出来说话了。那阵日子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经济上充许个体户，私人做小生意和开放自由市场，希望逐步改变前几年的经济倒退，和大饥荒饿死人的败势局面。先父又做生意了，我们一家生活也转为好景，经营的个体生意有收入每月几百元，生活趋向稳定。那时先父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很好，只有2年，先父又盘算着重修旧房子加高两至三层或是另买一个大房子的计划，让一家大小共九口人有足够的生活空间。

可是先父还没有来得及执行他的计划，1964年，又来了“四清”运动，中共工作队说先父是“封、资、修”，是从香港回来的“特务坏份子”，要去思想改造学习班交代。转眼，1966年，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教太极和练太极被革命派诬称为组织封资修反革命集团，红卫兵上门勒令要我父亲停止教拳。先父个性固执，他坚持他是爱国的，他坚持道家思想传统道德观念，后来他还强调说他是崇拜道家思想，不接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结果他的下场就悲惨了。

先父被抄家，批门，每个星期要去两天学习班，不给睡觉，还有交代思想，写检讨。父亲一直不肯低头。1966年，父亲被折腾得又吐血倒下，我们将他送医院急救。可是红卫兵驻扎在医院，发现我家成分后，就把父亲从急救病房推出放到医院过道走廊上。先父熬不过两天，就离开了我们。更痛心可恶的是这个医院居然无故扣留我父亲的遗体，要我家拿出500块钱，才能把父亲的遗体还给我们。结果先父学徒们朋友们都非常悲愤，他们一起凑钱，把先父的遗体从医院接回。有百多人赶来参加追悼会。共产流氓使坏，但是我们相信天理不容它。

红卫兵把先父收集的很多珍贵的中医古籍、字画文物都烧掉了，还有的证件相片和公私合营后政府发的股息本都烧掉了，外公跟随杨澄甫学习太极班毕业照，先父和徙弟学生们在公园里练太极拳的大合照等等都被红卫兵烧掉了。

因为由于制造军械，抗日合作，外公与国民党将领有不少来往，所有外公和其他家人与和国民党将领等有不少合照，我们家为了不让上门抄家时发现有更多“封资修”和“旧社会”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也忍痛偷偷烧了很多东西。

先父临终前悄悄叮嘱我：想办法把全家带去香港。我深深地记住了，暗暗努力，并在后来实现了先父的遗愿，努力将我们全家所有人都移民出中共国，以及后来在香港的两个兄弟家庭也最后逃离香港，全家都团聚在澳大利亚。

在《九评共产党》中，我看到了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2、经历坎坷，逃离中共的迫害

先父对我们兄弟姐妹们管教甚严，我们是6个男孩，1个女孩。读书，练太极拳，学中医。家里也有不少传统的中医书（文化大革命时被烧了）。而我对这些都很热爱。当然，如果哪个孩子学习不认真，先父会以罚站桩等方式惩罚。家里每个人都学习道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先父是我的身教，言教导师，使得我从小不染恶习。

先父去世不到半年，1967年中，十几个红卫兵来到我家，要把我抓走，勒令我上山下乡接受思想改造，但是我要赚钱供养弟妹，为了生存，我继承父业教太极拳，也被扣上封资修罪名。我拒不服从这种无理安排而反抗，我们兄弟3人，20岁到25岁，对付十几个红卫兵，把他们打跑了；可是不久他们又来了几十个人，我们3兄弟还是把他们打退了，因为我们都在先父的监督下，精炼拳术，结果红卫兵到公安拿了枪。我们3兄弟只好跳上屋顶翻墙跑了。我们到朋友家躲起来，不久我们3个兄弟便一起偷渡到了香港，顺便把最小10岁的弟弟也一起带上逃去香港，我们也都办理了香港身份证和护照，而广州家里还有母亲，妹妹和2个年幼的弟弟。

我们兄弟离家后，红卫兵仍然迫害我在广州的家人，我母亲被不断关押批斗，受尽折磨。家人的惨况令我无法安心在香港过日，于是，两年后我偷偷返回广州，1969年底，我试图带领母亲和2弟1妹一起再次偷渡去香港，但偷渡行动失败，准备偷渡的十几个人全部被抓。还有我女友和她的兄弟等。我感到我的这次失败，连累了我的青梅竹马女友和她的家人。由于她家庭成分不是工农兵，她不能上大学，也因为出逃失败，她被强迫下乡务农接受思想改造。而她的哥哥被每天公安不断审查，使他身心疲惫，不久他患了肝癌，30多岁去世。

那时又碰上什么“一打三反”运动，我被扣上反革命叛国投敌偷渡集团首犯罪名，判了二十年劳改，母亲也被判十年刑期。而我那次在离开香港返回大陆时，已经查过中国法律，依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偷渡最高刑期才五年，普通的劳教也就是两年，我却被判了二十年的劳改服役，母亲也被判十年刑期，监外执行，监督劳动。

我被抓后，中共公安不断对我刑讯逼供，他们不相信我要带家人偷渡返香渡，硬要我承认是接受了台湾国民党指令回来当特务的。在审讯过程中，一些军人用枪托打我，我双手被手铐扣住，只能举起双手掩盖头部，但肩膀手臂和背部全被打伤，右肩韧带被打断，几次毒打致垂死边缘。也可幸当时我双手被手铐扣住，否则我一定会反抗，那么肯定会被他们枪杀。由于当时我被关在单人牢房，没有人骚扰我练气功调伤保命。

在劳改苦役中，在寒冷的山上，我们这群被判劳改的人，都是十几岁，二，三十岁的人，大多数都是所谓‘反革命’之类的，有些他们原来是刘少奇的革命派，现在是毛泽东的“反革命”了。由于大家每天吃不饱还被迫干粗重活，有的人在被送到这里之前已经被打伤了，所以好几个人在这里干活不长时间就吐血死了。有的是从国外回来要为中国搞建设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里喊冤，并且骂中共。然而中共一直在号召举报，因为举报人可以得到减刑的，所以有人被举报了，而在劳改农场被举报的人都会被关在笼子里被折磨好几天，那种小笼子1米左右方体，不能站，不能睡，吃和拉都在笼子里，然后，如果那人不屈服，就召开几千人大会，把他当场公开枪毙。

一位从美国专门回中国参加“建国”的苏选律教授，周恩来在1958年专门到北京机场迎接了他，并将他安排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苏选律教授在中山大学任教了8年，1966年被红卫兵学生们拉出来批斗，因为他经常告诉学生们美国社会的制度，自由和发展。因此他被定为“封资修”和“特务”，被判了20年徒刑。但是到了劳改农场他一直坚持他是爱国的，他一直是在说实话，他不认错，也不肯跟随共产党说谎。1970年，又来了“一打三反”的运动，苏选律教授被拉出去，在几千人面前当场被枪毙，苏选律教授时年仅40多岁。

在劳改农场，我们这里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所以我们被安排干重活。每天要干十多小时的活，每晚还要学“毛泽东语录”，共产党的灌输洗脑，一周6晚都要被强行读共产党的谎言!一年只能被容许一次家属探访。

就像《九评共产党》所述：“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母亲被平反回家，她到处跑为我搞平反，直到1980年我才获得释放回家，受尽折磨。我已经变成像六七十岁满头白发的瘦老头，全身风湿痛和胃病。在那之后，我重新投入道家气功，太极拳，八卦功夫修炼，恢复了身体健康。本来我一家是被迫害逃亡的受害人，而中共才是犯了摧残人权和反社会罪行的恶徒，既然共产党说可以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者平反，我就上访要求平反，但有关的政府部门对我的要求毫无回复。

76年毛泽东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的女友想返回广州父母家中，但中共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百般刁难，逼迫她以献身方式换取批准文件。我女友在受尽屈辱后才得以返回广州。1980年我出狱后，找到她商量出逃香港的事，她告诉了我这惨痛事。她母亲见到我后，说我的情况会使她一家遭难，被共产党迫害，告诉我和她女儿，她不允许我们结婚生子，而且要我们俩对天发誓。否则她会当我们面跳楼自杀。我俩人跪着发誓答应她母亲。

几个月后我带了妹妹，又偷渡回香港了。经过这么多年接力拚搏，我家每个人终于都到了没有中共的地方居住。

3：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的代表，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不合法的。

1980年底，我在香港一边工作，一边也以练太极拳，自我调理我被打伤的身子。可是，1984年中国和英国签了要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很多香港人都紧张了，很多人开始离开香港，妹妹和母亲都去了澳大利亚。但我准备加入台湾特种兵训练班，帮助国民党打败中共，更是为父报仇，所以1989年初我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我先把整个台湾考察一圈，看看这个国民党国家如何。我看到台湾的各个地方都有神庙，佛家，道家，儒家都有。了解到都是当地村民自己凑钱建造的，小村庄有小庙，大村庄有大庙，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台湾人保持了很多中国的传统礼仪，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客气和有礼貌，我很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好像又回来了。

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共产党这么凶残？于是我就一头扎进台湾图书馆去研究共产党毛泽东。看了好些书刊，我霍然知道，原来共产党不抗日，是趁机配合日本军赶走国民党的。想到我家遭受的灾难，我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共产党所谓的“为人民服务”的伪装面目和迫害中国人的残酷本质。我把稿件寄给了台湾中国青年报，也是当时国民党的党报。没想到报纸不仅全篇刊登了我的文章，还给了我1万块台币稿费，并且希望我以后会给他们写专栏。

但是我还是希望加入台湾特种兵，帮助国民党打败中共。不慎我母亲知道了我的想法，给她吓得不轻，而且那时天安门6·4屠杀已经发生了。她立即打电话命令我不要做台湾特种兵。中共太凶恶，我们家已经受够了迫害，如果中共知道我在台湾干那，那么我们全家，朋友，和那些太极拳的徒弟，每个人不管在哪里生活都要提心吊胆！

我无奈，为了母亲我决定就准备在台湾开餐馆吧。不久89年年底，某天，一位香港朋友来电话，希望我能帮助2个6·4学运的大学生逃离中国去台湾。我马上开始行动，找船，找线路，安排接人计划。不久，我找到了船，并按时接到了人。他们在台湾得到了人道庇护。

我在台湾开饭店，教武功，教拳术，我计划开中医诊所，追随父业。但是母亲希望我能去澳大利亚，因为我的弟妹们都在那，母亲希望大家团聚一起。所以1995年，我便来到澳大利亚了。母亲还要我帮助把最后2个兄弟家庭从中共的香港办来澳洲。最后在2009年先父和母亲的愿终于了了。

母亲因为害怕某天可能又会被中共迫害，多次叮嘱我，不要公开我的中文真名和我家的惨事。我原名何文昌，本是很好的中文名，可是被迫改为何威廉。到澳大利亚后，我再也没有用过我的真实名，三十年来我是用何威廉名号来投入社会的。是为了不想用真名连累以前的朋友，家人和气功学徒们再遭到中共的迫害。

我不得不回忆一下《九评共产党》中的阐述：“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像、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